泉城法学专家热议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决策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法治中国建设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本报今起推出“法治中国·济南行动”专栏，介绍济南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在法治建设方面的亮点举措，报道专家、市民对依法治国的感悟期盼，推动法治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了具体部署。那么，在法学专家看来，全会都有哪些亮点表述，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依法治国”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记者进行了采访。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

“两位一体”

长期以来，一些人持有这样的错误观点：一提法治，就是否定党的领导；一提党的领导，就是否定法治。专家表示，这其实是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的错误认识。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相一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法学专家、山东大学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肖金明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两位一体”。

“其中，‘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是全会一个新的判断。”肖金明说，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已经成为评价我国政治制度最关键的指标。

科学确定政府职能列明权力清单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

济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杨士林认为，法治政府首先应当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得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市场，而非政府的微观管理。“多年来，虽然我们进行了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但是整体而言，仍然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政府权限过大仍然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大障碍。为此，法治政府建设，一定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合理、科学地确定政府职能，明确其权力范围，列明权力清单，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他认为，公报中“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表述，正体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

杨士林表示，法治政府还应当是民主决策的政府，特别是政府的重大决策更应当呼应和顺应民意，符合法律的程序要求。“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表述，正是针对或多或少地存在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有效追究违法决策的责任，才能杜绝“拍脑袋”决策，从而确保民主决策、合法决策。

同时，法治政府应当是积极有为的政府。杨士林说，全会提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具体地说，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劳动与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领域，应当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执法，执法不留死角。为确保严格执法，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应当明确行政裁量的标准，避免或减少腐败现象。

山东社会科学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于向阳则认为，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全会对法治政府的表述具有新意：这就是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他认为，公报从六个方面对法治政府的内涵进行概括，可谓逻辑严谨、结构规范。譬如职能科学，既是对全能政府的否定，又要求对政府应有职能科学界定，这为政府转变职能指明了方向。

首次强调司法不公的致命破坏作用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全会提出了“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表述。

于向阳认为，这次全会不仅讲了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且强调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对后一个方面的表述，我们党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他说，“为什么要强调司法不公的致命破坏作用？我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过，一次违法行为，只是污染了河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可见司法不公的杀伤力有多大。”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很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是重要原因之一。于向阳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全会从两个方面给予了回答。一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纪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让个别领导不敢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二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过去遇到领导干预、插手具体案件的情况，司法人员坚持依法办案往往受到不公正待遇，两个“建立”为公正司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报记者 刘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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