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绘禹贡九州图
大禹治水青铜器遂公盨
大禹治水青铜器遂公盨■人文齐鲁璀璨山东
□本报记者卞文超
《尚书》中《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兖、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古代先民对一场洪水的抗击,不仅诞生了英雄人物大禹,而且催生了平定天下的治国方略。
回到上古的洪荒,古人眼中的天地与今天大不相同。充满想象的传说和实地可考的遗迹,为数千年前的历史留下线索,告诉后人祖先的来路。
那场大洪水究竟因何而生?刀耕火种的先人凭借什么抗击这场灾难?英雄背后谁在助其缔造奇迹?山东省水利厅研究员兼山东大学研究生导师卞玉山考察多地,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了鲧、禹治水人文地理坐标系统。
“可以认定的是,鲧、禹治水发生在东方的海岱地域。”海岱,即突于渤海和黄海之间的山东半岛至泰山周围的地带,还包括苏北和豫东。卞玉山剖析了鲧、禹治水传说的真伪,恢复鲧、禹本来面目的同时,尝试梳理了中国古代英雄谱系。这组英雄人物群像的背景,是一幅上古时代天地人的原生风貌图。
气温高降雨多——
古代大洪水事发有因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留下了远古时期发生大洪水的传说。
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洪水传说尤为惨烈而翔实。《山海经》、《尚书》、《史记》、《论语》、《国语》、《孟子》、《淮南子》等古籍对古代洪水传说均有表述。
《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又据《滕文公下》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天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中国古代发生的大洪水,有气候变迁的研究为佐证。竺可祯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温变迁的初步研究》写道,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较现在高约2℃。由气温的提升导致雨量的增加,是符合自然降雨规律的。这段时间恰是夏商朝前后龙山文化时期。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推断:“我国洪水发生的时间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后期。”这一推断,恰好与鲧、禹治水的龙山文化时期相当。
中国古代大洪水发生在什么地方?
卞玉山研究认为,古代大洪水只能发生在黄河下游的豫西和鲁西北一带,即古兖州地带。该地区地处黄河最下游,西受豫西山地、东受山东泰沂山地的挟持,地势低洼,河流密集,降水量又较多,是古代大洪水的易发之地。
古兖州地带是大洪水发生之地,可以从《禹贡》中找到答案——茫茫九州概述,唯兖州有两处讲洪水之事。一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二是“作十有三载”,与禹治水时间十三年相呼应。
卞玉山认为,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作出的结论是准确的:“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的地域,主要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和徐州的一部分可能有些小施工。”
对于这场大洪水的性质,有不同说法。卞玉山认为,究其原因,大洪水应定性为因黄河泛滥而造成低洼地的洪涝。他还原了当时的气候环境——
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约2℃,即当时的黄河流域的气温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依气温提升导致降雨量增加的自然规律推测,当时黄河流域的降雨量亦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降雨量。现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年降雨量约600-700mm,长江下游地区的年降雨量约1000mm左右,那么,当时黄河下游地区的降雨量比现在高40%左右。
这个降雨量增加的梯度非常惊人,所以导致该地区河流水势上涨,甚至邻近的丘陵区河道发生“水逆行”。同时这里又受西、东大山的挟持,地势低洼,黄河上中下游的大量降水都聚积在此地难以排泄入海,更加重了此地大面积的洪涝。
部落首领接力治水——
筑城发明家鲧功不可没
“鲧、禹治水是上古重大事件。”卞玉山说。鲧、禹治水历史事件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古代洪水的有无、洪水发生的区域等,而且涉及到夏后氏的渊源、夏奴隶制国家产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唐尧虞舜时代,东方已经进入了原始方国联盟时代。完全不同于炎黄时代的氏族联盟,是具有国家性质的方国大联盟。尧、舜、鲧、禹、契、稷、皋陶、伯益、四岳都是方国的首领,又是方国大联盟的领导成员。方国大联盟统治的范围主要是东方的海岱地区,所以也叫海岱方国大联盟。
此时的治国要务,一是治水,二是战争。治水是与洪荒作斗争维护本方国联盟先民生存之需要,是比战争维护方国联盟安全更重要的第一要务。
尧、舜、禹曾先后任方国联盟的帝,作为帝王,尧、舜就要选贤能之人负责治水,这个责任先后落在部落首领共工、鲧、禹的头上。
中国古代大洪水的治理,大禹并非第一人。据《竹书纪年》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中国历史上,首个治水的是共工。《国语·周语》说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痺”。治水策略是“堙”,没能治理了大洪水。接着鲧治水,二人的策略都是“堙”。鲧更大规模地筑堤,结果是堤坝经受不了大洪水的冲击,溃败而酿成更大灾难。最后禹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掘地而注之海”,采取“堙、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治水获得成功。
禹的名字自此妇孺皆知。在古代传说中,鲧是禹的父亲,有的版本中甚至作为“反面教材”出现。
鲧来自哪里?为何被委以重任?他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据《世本》中记载:“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卞玉山认为,以古史记载,自颛顼至鲧其间,有三代世袭传承不明。他通过对《山海经》有关内容的考证,在郭璞、王献唐、景以思等历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破解英雄家世谱系。
他的研究表明,鲧是卞明之子。卞明是黄帝的六世孙,居卞地。鲧是很有组织能力和实力的诸侯,是发明家,是贤者,也有人群基础,四岳皆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
鲧的家族庞大,鲧生两子。一个儿子是禹。据《帝王世纪》云:“鲧被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生禹于石纽……”
另一个儿子是炎融。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云:“鲧妻土敬,土敬子曰炎融,生欢头……有欢头之国。”欢头之国在哪里?卞玉山考证,欢头之国就是春秋时山东大汶河边的夏欢城,位置在今山东肥城县大汶河岸边的夏辉村。
传说鲧是土夯与板筑技术的发明家。鲧的功绩主要有两条。一是“夏鲧作城”,二是鲧、禹治水。
“城”的出现是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志,也是原始方国时代的重要特征。
尧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开始出现,并形成了都邑聚三级社会结构,各部落为抵御外部落的侵扰,筑起了方形城墙。
鲧筑的城在哪里?
鲧构筑的城,留有遗迹有据可考。一是鲧的古崇国遗址垞城,在今泗水县城子顶村,二是瑕丘或夏丘城遗址。夏丘城即是鲧“堙”之城遗址,也是鲧“堙”治水的遗迹。在今兖州西北十二点五公里处。
2008年,卞玉山曾专程考察,在兖州市新驿镇东顿村东南的平原洼地中,现场捡回陶片若干,其中有很薄的黑陶鬶腿。经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何德亮鉴定,属龙山文化时期遗物。该遗址东距“古崇国”仅68公里,是鲧的势力范围,为其所筑是必然的。这处遗址是古夏丘的东南隅,解放初存连绵残墙约200米。今仅存40米左右。
筑城与治水的共同方法离不开鲧的老本行“堙”,区别为筑城是地上土“堙”,治水则为是水中土“堙”。城墙是由部落居地的防水堤坝进化而来,最初部落居地的防水堤坝,后期变成了城墙,并增建城门、城垛。
鲧治水也留下了很多遗迹。据卞玉山考察,今宁阳县大汶河岸边有禹王庙,距此庙西南不远处有“白马村”,白马是鲧的图腾,应当是其治理汶河时留下的地名;泗河以东泗水县与平邑县的交界处有“白马村”,泗河以北泗水县与新泰市交界处有“白马山”,可能是治理泗河时留下的地名;今豫东郸城县亦有“白马”,有可能是治理黄河时留下的地名。
以往许多学者对鲧的治水策略和功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卞玉山并不赞成。他认为,鲧的功过,应一分为二来看。
首先应肯定鲧是贤者、能者,众人皆推荐鲧负责治水。虽然鲧治水失利,但仍应肯定其以“堙”治水是人类征服洪水的伟大创举。直到今天,治理黄河的主要工程措施筑堤,仍然离不开一个“堙”字,修水库塘坝也离不开“堙”堤。
鲧的治水过失是没有重视疏导,而在当时方国林立,部落割据的局面下,疏导需要统一规划,实施起来亦非易事。
被殛的结局——
积极排涝促统一
就性格而言,鲧有些居功自傲,尤其在帝位继承人问题上,对尧抗上不当,最终导致了大禹遗迹遍布“四渎”诸河。
古黄河进入山东后“播为九河”,即徒骇、太史、马颊、复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等河。鲁北禹城县自古流传大禹在此治水的传说。
据《山东通志·古迹一》:禹息城“在县南八十里。昔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义取此”。另有“具丘”遗址,“在县西十里。昔禹治河,筑此以望水势,俗名曰‘十里望\’”。县城内还建有“禹迹亭”。又据《山东各地概况》:禹城具丘山南北长45米,东西宽50米,高8米。发现有灰土层,并捡到单孔石铲、蛋壳陶残片、石斧、陶弹丸等文物,经山东省博物馆鉴定,属龙山文化遗址。
“我家就在黄河岸边,熟悉黄河桀骜不训、迁涉无常的习性。在当时使用原始木、石、骨简陋工具和对岩石火烧水浇施工条件下,先民对治理黄河大概只能望河兴叹,束手无策。那么,大禹到底怎么治的水?治的什么水?”
卞玉山认为,大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疏导黄河下游豫东、鲁西北低洼平原积聚的洪水,治理的方法就是在水浅处开挖沟洫排除积水。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评论大禹的治水“尽力乎沟洫”,是颇为恰当的。
大禹之所以能够驯服水患,另一原因是,黄河到了鲁西北平原,分了许多支流,“播为九河”,还有“四渎”之内诸条河流。如此一来,黄河水势已经不是那么凶险,大禹可以顺着河水下游自然散漫的形势,在浅滩处加以疏导,使它不致壅塞,最后入海。
“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力于沟洫。”《史记·夏本纪》中这样记载。
面对当时人力难以对抗的自然灾害,大禹采取了堙、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正确治水策略,而且治水执着、勤奋、责任心强,成就了治水大业。“九州即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因此被后世尊崇为是治水功劳最大的英雄。
古代先民竖起治水的丰碑,但功劳不能完全记在大禹一个人身上。卞玉山总结,大禹之所以功成名就,原因有二。一是采取了正确的治水策略,吸取了前人共工、鲧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先人的“堙”,也就没有大禹的“疏”。正如《鲁语》云:“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也正如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讲的:是大禹和共工的后人四岳共同认识到“必须大规模疏导,使水畅流”,才调整了治水策略。
二是大禹本人是治水的集中代表,这个治水集体是在尧、舜领导下包括共工、鲧、禹、契、稷、皋陶、伯益、四岳等在内的领导集团,动员、组织华夏族的先民共同施工才取得了治水的胜利。
“鲧、禹治水代表了中国古代原始先民治理洪荒的伟大斗争。共工、鲧、禹在尧、舜的领导下华夏族团结治水,华夏族在统一中治水,治水又促进了华夏族进一步的统一,最终推动了国家的建立。”卞玉山说,中国古代先民对大洪水的治理采取的态度是抗争,手段是积极的疏导和围堵,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洪水治理传说,多是采取消极的退避。中国古代大洪水的治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拼搏精神、牺牲精神和永不言败的品质,激励后世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进步孜孜以求。
面对纷杂的治水传说,卞玉山在史学研究中,将现代水利工程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性地应用于史前治水的研究和考证之中。他提出了建立“鲧禹人文地理坐标评判要素体系”的新构想,从宏观上提出了六大历史评判要素,建立历史评判模型。通过这一研究方法评判,只有东方海岱地区历史评判要素齐全。
他详细考证了,尧是“三河之南”即菏泽城阳人,舜是今泗水与平邑之间的诸冯人,鲧、禹皆是泗水之东的大崇国人、皋陶是曲阜偃地人,伯益是莱芜嬴城人,四岳是沂水流域人,后稷是济南章丘城子崖龙山人。
这些方国联盟首领和治水精英,在家门口治水的集体行动,今天仍有遗迹可靠。卞玉山遍查历史典籍,结合实地考察,考证大禹治水的遗迹遍布“四渎”内诸河。
大禹治理黄河入海口时的“碣石山,即今山东无棣县碣石镇的马谷山。今济南市东南之龙洞山古称“禹登山”。济水、汶河、沂河、淮河、潍河、淄河等,在地方志中均有大禹治水的地名遗迹体现。
2002年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海外市场收购了一件由今宁阳县出土的西周时期“遂公盨”青铜器,首次发现大禹治水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遂公盨”是记载大禹在此治水的罕见古遗物,具有极重要的考古价值。遂公即遂国国君,舜之后裔,商汤时封在今宁阳建国。遂公将大禹在此地治水的功绩,铸在青铜器上,成为永传后世的铁证。
(文中史实主要援引自卞玉山《鲧、禹治水人文地理坐标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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