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格庄:中国江北出版业的摇篮

成文堂局部成文堂书铺印行的书籍□李建张丕基

元初,孟氏族人向东迁徙,路过此地,看到这里地势东高西低且北面平坦,淘金河由南向北流入渤海,淘金河以西是丘陵,以东则地势平坦,风水甚优,于是便在河东岸定居下来,以姓氏命名孟格庄。明朝中叶孟氏徙绝,孟姓在孟格庄村消失,对于孟姓的宗族支脉也无法考证。

明朝洪武年期间,刘氏始祖刘锡三兄弟从四川来,其中刘锡在孟格庄定居,其余两兄弟去了别地。由此开始,刘姓宗族在孟格庄开始繁衍生息,并由其后人创建了江北出版业的神话。

“大书铺”与“二书铺”

刘姓宗族共在孟格庄繁衍十五代,子嗣繁多,名人辈出。始祖刘锡,第二代其子刘朝臣、刘朝祯、刘朝元、刘朝学,其中朝元一支的后裔刘金桂成为“大书铺”的创始人。

清代中晚期,刘锡第十代孙刘金桂,在胶县(现胶州)创办了“成文堂”书铺；刘锡第十二代孙刘作信在潍县创办了“诚文信”书铺,成为孟格庄极其重要的两位人物。始创老字号成文堂、诚文信,在中国近代出版业史上久负盛名,贡献可圈可点,孟格庄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江北出版业的摇篮。

咸丰至同治之初,正值青年的孟格庄村人刘金桂挑担卖书、笔为业,足迹踏遍胶东各县。后于胶县开设“成文堂”书铺,出版出售图书,生意兴隆,时为胶东最早的传统雕版书坊,被人称为“大书铺”。光绪之初,成文堂已具备相当的规模,自己刻版印刷的书籍已相当精致,可与官版书媲美。前后四代人经营了逾百年,对我国特别是胶东一带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巨大。

同治九年,孟格庄村人刘作信,在胶县成文堂当伙计,学做生意。光绪元年,辞职回乡,筹款在潍县(现潍坊)开设“诚文信”书铺,后与南方商人合作,生意越来越兴隆。几年后,诚文信又开设分号“诚文德”、“诚文兴”、“诚文厚”等,分号遍及安东、天津、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烟台等地。因开设时间晚于成文堂,又均是刘氏家族,故人称“二书铺”。

“大书铺”成文堂

——胶东出版业鼻祖

刘金桂在传统雕版印刷业上的起步,应追溯于道光初年间。当时,农闲季节,父亲刘盛元挑着货郎担子,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叫卖日用文化品。后来刘金桂也像父亲那样挑着货担走村串巷,虽是小本买卖,生意却逐渐兴隆起来。在走街串巷中,刘金桂发现,胶东一带读书仕进的风气很浓,各类启蒙儿童、科举考试读物书籍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胶县这块华夏文明发祥地,商业贸易相当发达,为长江以北唯一的通商口岸；刘金桂每到此地,货物几乎很快卖完。于是,刘金桂便在胶县租了一家过间做店铺,坐铺卖各种书籍和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

刘金桂随着小本买卖的兴隆,资金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渐渐便萌生了为乡塾科举考试、农村文化生活服务,办书坊出版常用启蒙类教材和读物的决心。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刘金桂投入资金6000银元,在胶县西门外太平街北,择地盖了四间平房,购进印刷机器,又雇用了一名木刻工人,刻印启蒙类教材、科举考试资料、四书五经及常用医书、风水地理等木版书籍,创办起了胶县第一家以刻印木版科举书籍为主的书铺,宝号“成文堂”。

成文堂书坊刻印的早期书籍虽纸质粗糙,开本较小,但文字严谨,内容经典,还是很受人们喜爱,逐渐创出信誉,打开了销路。起步经营书坊后,刘金桂通过市场上科举类书籍需求量大的状况,深刻感受到社会上浓厚的读书仕进风气,于是,他以诚信为本,专门选择学子们登科取第的“敲门砖”书籍刻印,如私塾学堂普遍用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启蒙类教材,科举通用的《龙光诗经》、《四书》、《五经》《千家诗》等书,以及《四书字典》、《诗韵集成》等学子们学习、作诗用的工具类书籍。现今发现刘金桂经营胶州成文堂时期存藏的最早版本书有:道光二十六年《诗料集锦备览》、光绪己酉年(1885年)《新註韵对千家诗》等数十种。

刘金桂次子刘寿楠,小学肄业后跟随父亲从业,为成文堂书坊一名职员。刘金桂积劳成疾病逝后,其家产由三个儿子(刘寿恭、刘寿楠、刘寿山)平分,刘寿楠分到了胶县成文堂书坊遗产。光绪十一年后,刘寿楠主营的成文堂从刻书、印书到卖书,样样都干,一条龙式经营。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成文堂又进行了扩建,临街为二层楼房,后面有28间房屋,仅藏存的图书雕版就占用了6间房屋。成文堂书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刻版印刷的书籍也相当精致。当时胶东各府、县虽都有书店或书贩,而都只是卖书,唯有胶县成文堂经营范围是从刻版、印刷、出版到门市零售,再大量向各个县批发。

成文堂从选购木料、加工木版、依一定款式在木版上精雕细刻,到印刷、装订、批发售书,实行一条龙经营。紧紧抓住市场需求,出版了私塾普遍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书院通用的《四书》、《五经》,《精选四书义》等科举教科书；还出版了《奎壁诗经》、《礼记体注大全》等“经”部著作,《春秋》、《左传》、《左传易读》等“史”部作品,《四书人物串珠》、《元亨疗马集》等“子”部著作,《诗经嫏嬛体注大全合参》、《唐诗三百首》、《青云集》等“集”部著作。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秋刊《精选四书经义》一书,将“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原著精选精华章节进行点评,每部分的体例均为原文、译文、点评、名句,为学子们岁试、乡试等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

刘寿楠经营胶县成文堂期间,生意日渐扩大,相继在青岛、即墨、济南、泰安乃至北平、天津等十几个城市开设了分号。

“二书铺”诚文信

——胶东雕版印刷业巨头

刘作信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为二书铺“诚文信”创始人。刘作信在胶州成文堂书局当店伙计,光绪元年前后(1875年),刘作信辞了职,筹措资金,购买机器,招收雇员,在潍县(今潍坊市)创办了一处书铺,宝号“诚文信”。其宝号命名非常精辟,意义深远,特色在于:一是以“诚文”谐音“成文”传承了成文堂的家族商号,二是以诚信为经商宗旨,三是连着刘作信名字的“信”字。诚文信将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作为自己的经商之道。

刘作信开设诚文信书铺后,总结了成文堂雕版印书经验,针对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读书仕进风气蔚然、科举考试书籍市场需求量大的实际,一方面,继续为乡塾和科举服务,出版通常用书物《三字经》、《千字文》、《明贤集》和《四书》、《五经》、《幼林琼学的故事》、《庄农杂字》等启蒙读物；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购进许多版本好的传统“经、史、子、集”古籍,做到从翻、刻书、印书到卖书,样样都干,一条龙式经营。书铺自己选购木料,加工木版,精修细刻。高薪聘请技术强的刻工,吃住在铺内,专门负责“修版”、“补字”。如《诗经嫏嬛体注大全合参》,字清墨黑,装帧精美,一上市,便备受文人雅士们称赞,他们争相购买。

诚文信发展到鼎盛时期,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据在诚文信供职过的于声远老先生回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曾来诚文信书局联系过业务。刘作信的兄弟子孙,分别经营“诚文”字号书局,业务非常兴盛。那时在全国出版发行业中,诚文信始终名声显赫,前后四代人一直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辽宁安东诚文信外,其余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今在北京西单仍有诚文字号的书店,北京西四大街的诚文厚账簿商店仍生意红火；北京、山东、东北各地文化市场也常有诚文信雕版印刷书出现,价格不菲,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天津诚文信发明“鸵鸟”牌墨水

天津诚文信经办人郭尧庭,1911年生于招远市辛庄镇大董家。1926年,时年15岁的郭尧庭告别了父母,来到辽宁安东老乡刘重先创办的诚文信书行做学徒。郭尧庭在安东诚文信书行里踏实用心,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也受到老板刘重先的重用。1934年为了开拓新的销路,老板派他到天津筹建诚文信天津分号。1935年,诚文信天津分店在锅店街开张,字号为诚文信德记文具店,主要经营印刷业务,后又请人研制蜡笔、复写纸和书写墨水等。

当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郭尧庭作为一个爱国商人,越来越意识到国货与国运的关系,他暗下决心研制国产墨水,早日结束洋货垄断我国市场的情况。经过两年多反复试验,不断调整配方、选择颜料、改进水质等,生产出“丽得”牌墨水,供学生们使用。到1945年,又正式研制、生产出可与洋墨水相媲美的国产优质墨水,定名为“鸵鸟牌”,鸵鸟形象一并绘入产品包装中。以鸵鸟在茫茫沙漠中的畅行,希望鸵鸟牌墨水畅销全国以抵制洋货,提高国人文化素质。由于郭尧庭苦心经营,注意宣传,“鸵鸟”牌墨水销路大增,驰名于“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并及于全国。在推销方式上采取了经销、代销、赊销、包销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在降低成本上则争取铁路运输部门的支持,将包装箱由木箱改用纸箱运送,墨水瓶容量由以前的1两、2两、3两装,到1公斤装,还独创了零灌墨水销售,方便了不同的需求,使买卖双方均受益。由于“鸵鸟”牌墨水在解放前就畅销全国,解放后其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国际水平,因而成为历经几十年而不衰的著名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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