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报料人的坚守与退出□本报记者 胡磊

漫画/陈存昌

▲长期背着器材，赵丹峰衣服的左肩处已明显破损。 （胡磊 摄）2月10日深夜，接到消息的赵丹峰到泺安路拍摄一个“酒驾被查耍老赖”的现场，回家后整理素材并传给各媒体，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但过后记者发现，这一线索竟没被一家媒体采用。

赵丹峰从事的职业，被人们称为职业报料人。传统媒体被严重唱衰的当下，在他从事了15年的这一行业中，“白忙活”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不少职业报料人逐渐退出，也有人选择坚守，而一位曾因巨大争议而退出的职业报料人，甚至在酝酿复出。

A 停不下来的报料人

相比其他职业报料人，赵丹峰的入门之路似乎一帆风顺。

那是2000年夏天，晚饭后他和爱人一起到凤凰山附近铁道边上一片空旷地带乘凉，看到很多孩子在铁轨上跨越嬉闹。联想起几天前自己在这段以为废弃的铁路上坐着，差点被疾驰而来的火车卷到车轮下的经历，他担心极了。用从单位借来的一部小DV，他拍下这一幕送到电视台。第一部“作品”就这样顺利播出了，他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此后，工作之余，他每周都有几条线索被媒体采用。

在此之前，他在单位做了20多年的政工、宣传工作，平时就爱写个“豆腐块”。2003年，他从单位“停薪留职”，又没有一技之长，索性拿出全部积蓄，又借了5000元钱，买了一台肩扛式摄像机，给别人拍婚礼，闲暇时为媒体拍摄新闻视频，一个月能拍十几条，领到2000多元报酬。

2009年，赵丹峰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开始领退休金，生活也渐渐宽裕，但他在职业报料人的路上却“停不下来了”。“一扛起摄像机就俨然成了真记者”的感觉，似乎吻合了他心底深处的“记者梦”，让他欲罢不能。至今，他已经骑坏了3辆摩托车，换了5部摄像机。多年来，他在容易出新闻的医疗、建筑、公安、出租、社区等多个领域建立起广泛人脉，很多朋友有事就会习惯性联系他，逢年过节、隔三差五，他也会走访一下朋友们，或者一起吃顿饭，表达感谢。

赵丹峰自称，15年前入行的他是济南出现的第一位职业报料人。一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档民生电视栏目的固定报料人。此时，另一位职业报料人玉卿也正式开始了报料生涯。在报料行业开始进入黄金时代的2007年，王柏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其间，陆续有人加入和退出，最为兴盛时，这支队伍多达十几人，根据“作品”数量和质量，每月基本都可领到两三千元的报酬，更为勤奋和“有天分”者，收入还要高出不少。

在赵丹峰下岗后退休前的日子里，线索费确实起到了补贴家用的作用。但据其回忆，他最初入行并不是冲着线索费，“提供了一阵线索，后来被通知去领线索费，才知道这事还能赚钱。”而且，领着退休金仍在干这行，这是在“以此为乐”，并非“以此为生”。

玉卿向记者透露，早年间的线索费一般是每家媒体每条50元，后来物价飞涨，这一数字涨到100元，独家新闻一般200元，特别重大的事件可能还多点，但太少见。

对于线索费，同其他几位受访者一样，玉卿认为，这是正当的劳动所得，但同时又强调，他干这行起初看重的是能帮人解决问题或提醒大众，后来跟媒体渐渐熟悉了，从新闻角度看，觉得可以丰富新闻素材，并不是为了、至少不仅仅是为了拿线索费。

跟职业报料人打过多年交道的媒体记者小刘表示，从情理上讲，线索费肯定是促使职业报料人长期干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他遇到的现实情况是，省级媒体与市级媒体、报社和电视台，线索费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某条线索被采用或未被采用，职业报料人们未必监控得那么清楚，然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对此过于计较，大部分人都是很长时间才领取一次，“报社说多少就是多少，从来没有人仔细核对过”。

职业报料人王柏富“隐退”前，省城一家媒体的记者小高曾和他一起为一位患病儿童募捐。小高回忆，当时王柏富抱着个大纸箱在泉城广场上满地跑，见人就介绍患儿情况，“太有激情了，我都追不上他”，小高说，根据惯例，同一事件只给报料人开一次线索费，后期媒体对事件的追踪报道不在计算线索费的范围内，“如果只是为了线索费，他报料完走人就行了，完全不用管后来的事。”

即便如此，王柏富仍然因为人们对其“为了赚线索费造假”的质疑，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退役”。5年后的今天，网络上仍然可见的当时铺天盖地的报道，仍能让人感受到巨大争议的气息。

B 不为人知的2年10个月

2010年夏天，王柏富在泺源大街路旁发现了一个腿伤严重正在乞讨的小伙子——张孝强。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内，他已通过媒体救助了40多位家贫病重的患者，各媒体因频繁报道此类事件而变得口味越来越刁，市民们献爱心的热忱也基本消耗殆尽，而张孝强的腿伤眼看着一天天严重，甚至危及生命。

王柏富想到一个办法。随后，“元宝哥”张孝强乞讨还债，借归还“元宝”之名寻找爱心老板的新闻被各大媒体刊发。报道中，张孝强手中的元宝是一个请他吃饭的好心人不慎丢下的，他在街头乞讨，要找到这位恩人归还元宝。经过各媒体追踪报道，张孝强被一家医院免费收治，事情的种种猫腻也逐渐显现。

事情真相随着王柏富的“揭秘”大白于天下——元宝是王柏富自己的，编出这一故事是为了让媒体和大众关注、救助张孝强。而让王柏富没想到的是，这一事件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关于报料人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广泛讨论，甚至被外媒从我国救助体制角度进行炒作，他迅速被各媒体封杀。

相比当年事件结尾时面对多家媒体痛哭流涕“揭秘”的场景，今天的王柏富再次谈起这些，已坦然了许多。“确实不该那么做，但我的动机是纯洁的。”当年张孝强出院后，没有劳动能力，他把张孝强接到自己父亲的住处，免费吃住了2年10个月。期间，他通过朋友帮张孝强安装了义肢、找到了工作。在王柏富看来，这段少为人知的故事，是对“为了线索费造假新闻”最有力的回应。

回忆3年的报料人时光，王柏富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巧合——他通过向媒体报料救助的第一个病人名叫张孝虎，最后一个叫做张孝强；第一个向张孝虎伸出援手的是一位纪姓媒体人，而第一个救助张孝强的人是一位垫付6万元为其治病的医生，也姓纪……

C

身份的尴尬

而与王柏富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相伴的，是每个职业报料人都会经历的酸甜苦辣。

让赵丹峰记忆尤为深刻的是，2006年，他发现当时的标山路路面坑洼不平，每到阴天下雨这里准出事故，他连续4天蹲守现场，捕捉了十几个车祸镜头，媒体3次报道后，这条路得以整修。

百姓有什么矛盾和困难，慕名来找“赵记者”；遇到突发新闻，他发挥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先于各媒体到达现场……这些都能让赵丹峰感到得意。2013年12月11日汇科旺园小区火灾，他第一个赶到现场，拍摄了3个小时，第二天各电视台播发的现场视频，几乎全是出自他手。

除了“精神上的满足”，他还不时会遇到“物质上的诱惑”。

2015年1月，济泺路一家商场发生爆炸，他赶到现场后，陆续前来的记者们纷纷与他打招呼，致使商场方面认为他是记者们的“头儿”，将他悄悄拉到一边，掏出现金请求不要曝光，被他拒绝。赵丹峰说，他知道，如果他收了，转身就会被对方骂“看了吧，这记者……”

职业报料的路上，遇见的当然不止这些。几年前，曾有一位职业报料人在暗访时不慎暴露，被对方连砍三刀。类似的情形每位报料人都曾遇到。

2013年4月，济南迎来一场春雪，在东工商河路经过的赵丹峰发现一辆马自达轿车翻在路边，他习惯性拿起摄像机走过去，还没近前，路边蹿出七八个小伙子，二话不说揪住头发一阵猛打。后来他从派出所了解到，车主当天是酒后驾车，担心被曝光才暴力相向。

赵丹峰说，他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对方不同意拍摄，他绝不勉强。虽然有时候出了事会有媒体到家里探望，到派出所了解案件进展等，让人感动，但他们明白，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记者，没有证件，没有单位，没有保险，这种身份上的尴尬让他们心里无法踏实。

D

忠与不忠

时光在职业报料人的喜怒哀乐中匆匆走过，职业报料的行业，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玉卿和赵丹峰看来，2007—2010年间，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投稿成功率高，不少媒体主动约稿，稿费也高了一些。而今，收入越来越低，这一身份的光鲜程度似乎也不如以前，济南的职业报料人只剩下四五个，为了弥补越来越低的线索费，玉卿找了一份夜班工作，由“全职报料”变为“兼职”。每天早上下了12个小时的夜班，再上街跑线索到下午三四点，然后回家吃口饭，睡一会，醒来又到了上班时间。

“感觉现场类事故好像少了”，玉卿说，以前他每个月至少接触好几次车祸等事故，后来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增强，这种事遇见的少多了，被选用也更难了。

赵丹峰所提供的社区新闻、邻里矛盾等内容，曾一度受到媒体欢迎。但近年来，不少媒体组织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干这些“帮办”的活，他所提供的此类内容被选用的几率越来越小。

网络时代传统媒体收到的冲击，也实实在在体现在了职业报料人身上。2014年3月28日，经二纬五路发生爆炸，赵丹峰刚赶到现场，就发现这件事的图片和视频已经传遍，“附近居民或者路人用手机拍一下，当时就可以发到网上，我们的速度没法跟网络比。”

省城一家报纸的热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2011年之前的几年，每天都能见报几篇或大或小的车祸火灾等现场类稿件，但随后这种新闻越来越不吸引读者。而且，目前，这家报社已配备了专门人员，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监控突发事件和新闻线索，比等待报料人提供要快得多，而且，突发事件的微博往往都配有图片，比较直观，比在电话中听报料人描述更容易判断新闻价值。

相比多年前主动征求线索，媒体对报料人的“忠诚度”似乎在降低，而选择坚守的职业报料人并未放弃。“退出江湖”后的王柏富一直在做医药代表，收益颇丰，却难以理解地酝酿着2015年春节后的“复出”。在向记者讲完自己的故事后，赵丹峰穿上那件左肩已被摄像机背带(破的外套，再次踏上征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丹峰”、“玉卿”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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