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在青岛发现“中国心灵”

卫礼贤画像礼贤书院□本报记者卞文超

一百多年前,中国刚刚打开大门,旧式传统尚未摧毁,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山东是什么模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1899年,一位德国传教士乘船来到青岛。与大部分自负的殖民者不同,卫礼贤反而被古老的中国文化征服,呈现出谦卑礼敬的姿态。在中国25年的时间里,他没有为一名中国人施洗,自己却成了孔子的信徒,在山东建了多所学校。一代学者王献唐、周叔弢等人均从他所创办的中学中走出。

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梳理了卫礼贤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人生轨迹。从当年的小渔村出发,卫礼贤曾深入山东腹地,到潍县、青州、济南、泰安、曲阜旅行,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这里的风土人情。平民百姓的生活细节、田野山乡的面貌变化,以及面对文明冲击时人们头脑中的风暴,被他细腻地捕捉记录。这些正史中缺失的碎片,今天看来,因生动具体而别有情趣,如同一场现代视角的穿越之旅。

初到青岛——

空气里充斥冒险欲望

“我乘坐的是一种往返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一日,烟笼雾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

1899年,卫礼贤从上海抵达青岛时,正是德国侵占青岛初期。德国强占胶澳——胶州湾,诺大的中国面临着欧洲列强的瓜分,青岛正是德国进入中国的一个入口。

卫礼贤作为同善教会的传教士被派来青岛。“我的任务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人的灵魂,并督建校舍。”卫礼贤在《青岛的故人们》一书中写道。此后的25年,他一直在中国,大部分时间在山东度过。

初到青岛,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外来者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卫礼贤的住所还没建好,他被领到一个叫安琪儿的旅馆。殖民者坐在那里整夜酗酒,筹划这,筹划那。

“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不多的一些德国人住在青岛胶州湾以南的一个小渔村,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常有的那种吵吵闹闹在这里表露无遗。”卫礼贤在日记中写道。他睡的地方,砖地上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吱吱叫个不停,门也锁不上,清晨公鸡在他床边打鸣,母鸡在地上刨个不休。

“这些‘伙伴\’是那些日子我在青岛遇到的最讨厌的玩意儿。”26岁的卫礼贤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在德国的生活被他留在大洋另一端。

1873年5月7日,卫礼贤生于德国符国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他的父亲是一位宫廷画师。在家乡中学毕业后,18岁进入图宾根大学。年轻的卫礼贤对诗歌音乐、美术、哲学都很爱好,被称为少年饱学之士。因对神学研究的兴趣,他毕业后成为牧师白仑哈儿德的副手。由于卫礼贤为人温和、坚忍、博学,牧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卫礼贤的妻子后来也来到中国。卫礼贤于1905年开办了一所女子中学,即以自己妻子中文名字命名,叫淑懿女中。当时女子入学很少,首届学员仅五人,其中就有后来陈独秀的夫人。

骑马去即墨——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卫礼贤初到青岛,开班教学前,因为伤寒和痢疾在村庄的流行,耽误了一段时间。借这段空白,他全身心地投入中文的学习。

中国式的学习方法让他不解,同时让他着迷。走近任何一所中国学校,就像靠近一个巨大的蜂箱,远远地就有嗡嗡声传来。小学童各自念着自己的课文,但对所念的玩意儿的意思没有一点概念。老师则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对自己的深深冥想之中。

“那正是一个人的幸福时光,中国儿童就是这样学会了自己的语言。”卫礼贤这样写道,“这种学习汉语的方法,靠的是对下意识的影响而不是智力,但中国人居然实践了几千年。”

大概这就是一位殖民者被古老中国文化征服之初的赞叹。卫礼贤在学习的空闲,用充满好奇的眼光打量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卫礼贤正在桌前温习汉语课本,几匹马突然从他窗前跑过。他决定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派我的仆人去打听,这些马是否可以租用,他快活地跑回来,说诸事皆备。”卫礼贤的本地仆人兼向导建议去即墨镇。第一次骑马出游就到90里地以外的地方,似乎并不明智,卫礼贤的朋友建议他不要涉险。他还是愿意听从仆人的建议,虽然他看出来,这位老家即墨的向导想借机休假,但他信赖向导“满脑瓜的好主意”。更何况,骑马穿越中国乡村,正是他想见识的事情。

这一次远行,卫礼贤用诗一样清新的文笔描写了青岛的乡村和北方的夜晚。

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青岛地区的房屋都是花岗岩建造。孩子们在院门口玩耍,小男孩在夏天通常全身赤裸,小女孩则穿条小红裤子。农村妇女穿裤,到城市才着裙。她们的衣物由棉布制成,通常染成靛蓝色,或者天蓝色,这和黄土绿地构成中国农村景观的主旋律。男子也穿着类似的织染衣物,要么是浅蓝色,要么是深蓝色,而姑娘和媳妇不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显得光彩照人……

晚间,姑娘媳妇们坐在院子的门洞里说笑闲谈,老年人则聚在他们的保护神——关帝的小庙里,或是大树下,抽着旱烟袋,谈论村中事务或天下大事,对此他们常常有自己的一套观点。

到了即墨镇,穿过一个拱门进入街市,有钱有势人家的院门前有两根高高的红色旗杆,院落重重,一直神秘地伸展到后方,但花丛树木依然隐约可见。卫礼贤游览时,恰好逢集,即墨镇五日一集。街道上挤满了人群,驮满货物的毛驴,吱吱作响的独轮车,肩扛扁担的人们,还有一群猪,都在平静地向前移动。一辆双轮马车夹杂其间,没有警察协助,但在人们的相互忍耐和间或的戏谑中,一切都在平和地进行着。极端混乱中交通的有条不紊是中国文明水准的一个标志,新来者往往对此感到震惊。没有什么是禁止的,这里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所有的一切都以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

苦力和义和团——

从底层打通中国心灵之路

卫礼贤很快能讲汉语,同某些德国人不同的是,他深深同情贫穷的中国人,在学习中,他认为中国是有光辉文化的民族。

随着对当时山东城乡生活的深入观察,不久以后,卫礼贤有了第一个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简单得令人惊讶,所以没有几个欧洲人知道倒显得奇怪了。”卫礼贤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苦力》。

在中国的大型集市上,经常有成群的苦力在干活,他们被欧洲人认为属于特别的种群:懒惰、粗鲁、狡诈,跟他们打交道的惟一方式就是推和打。在上海和广东,欧洲人和中国人年复一年地毗邻而居,却互不理解,互相利用,互相蔑视。

“我的发现不过是,他们不只是苦力,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乐和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忍耐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生活,谁以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冷淡、僵硬避的态度对付谁。”

在卫礼贤笔下,这个群体对于压迫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只报以迟钝的笑,对其他人,他们则把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

“我发现,他们是父亲、兄长、儿子,心系亲人,他们挣钱、存钱,冒着巨大的自我牺牲赡养年迈的双亲。在亲人当中,他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做着这一切,而面对敌人,他们又显示出极大的耐心和长久的受难力。这个发现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人心灵的道路。”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非每个殖民者都能心怀人道,平等相待。即便是中国人,大多习惯于尊卑有别的旧传统,又有多少人能对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正眼相看?

1897年11月,巨野农民杀了作恶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称为“曹州教案”。矛盾尖锐时,卫礼贤却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的、忠实的、善良的,只要你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要老想着从他那儿为自己获取什么,不管是金钱还是劳动,或者更痛苦的,为了永久地奴役而企图改变他们,或诱使他们加入异己的制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回应卫礼贤的观点是恼羞成怒。卫礼贤清醒地警告他的同族:欧洲人深信,一定要保护优越的欧洲文化不受“黄祸”的侵袭,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正是他们自己采取攻势,在彻底败坏东方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一种文化也可能被致命的环境和建设所毒害。

当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他同情中国人。一些德国兵把从城门逃出的穿红裤子的农村妇女和儿童,误认为是义和团分子,用机枪射击,这样的惨案让卫礼贤深深痛惜。他致力保护平民生命,处处为中国辩护,因而也受到中国人的信任。

洋人尊孔——

从礼贤书院到尊孔文社

2013年,卫礼贤的孙女贝蒂娜·威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她曾多次来到青岛,在青岛九中,卫礼贤故居被完整保存,青岛九中的前身正是礼贤书院。

在青岛九中校史展览馆中,卫礼贤的著作《中国心灵》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25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过去的25年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的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卫礼贤57岁去世,在中国近半生时间,他深入中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喜欢中国文化,并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1900年,卫礼贤在中国人居住区的大鲍岛区胶州街的住宅建成,他立即开办了一所学校。当局希望为在青岛的外国学生服务,而卫礼贤却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现代化人才。他以自己中文名字“礼贤”命名为“礼贤书院”,开始有二十名中国学生。

1901年开始,在大鲍岛东山(今上海路)陆续兴建校舍,学校迁至上海路,自己的住宅也建在学校南边,至今保存。

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高中分设普科、工程科、德文科三科,校舍陆续扩大,教学设备曾是青岛中等学校中设备最好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有专门实验室及完备的实验设施,学生宿舍有二人间、三人间,宽敞明亮的食堂可与大学相比。

礼贤中学一度由劳乃宣任校长。劳乃宣不仅是学者,还在清朝任过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监督。清末以山东高等学堂正斋(相当于本科)毕业生优秀者为“优贡”,山东学台允准礼贤中学优秀毕业生也可选拔出“优贡”。第一届毕业生中,谭玉峰即被选为代表,因而校声大震,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在几次全市中学“会考”中,礼贤中学分获高初中第一名。一代学者王献唐、周叔弢、孙方锡等人均出自礼贤中学。

山东巡抚杨世骧以卫礼贤办学有功,向清廷奏请封赏,清廷谕旨封赏卫礼贤四品顶戴,相当于受到大学校长的礼遇。

卫礼贤于1905年又开办淑懿女中后,他又向胶澳总督建议,在青岛建立一所大学。德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与清政府协商后在青岛由中德合办了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因中德合办,俗称“德华大学”,又因地处黑澜,也有人称为“黑澜大学”。大学分预科(相当于中学)和本科,本科有政法、农林、工程、医学四个系,学制四至六年。1914年日本占青岛后,德华大学迁往上海,与同济医学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同济大学。

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政府成立,一大批王公贵族、高官大吏来到青岛,县令以上官员达一百余位,侍郎、巡抚以上就有二十几人。其中大部分为两榜(举人、进士)出身,具有一定国学水平。

钟爱中华文化的卫礼贤为此十分兴奋,他组织了一个“尊孔文社”,请劳乃宣主持社务。在尊孔文社内,除研究宣扬儒、道文化以外,还进行中德文化交流,举办讲座,由寓青的中国学者和德华大学德国教师轮流演讲。

1914年,卫礼贤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由恭亲王溥伟题写了匾额。劳乃宣撰写《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其中写道:“德国卫君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贤之书,明吾圣人之道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仁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同人乐赞其成……”这个题记入铁函埋于藏书楼地基。

据记载,尊孔文社藏书楼,藏书12000余册,其中,中文图书6000余册,德文图书3000余册,英法等文种图书3000余册,虽名为“藏书楼”,但采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式,对读者开放,图书分类摈弃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采用国际上的杜威十进分类法。这个藏书楼成为中国的早期图书馆之—。

除此之外,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涉及到儒、道等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经籍。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

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

《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且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产生的,花费了卫礼贤几十年的心血。1951年,在英国和美国出了英译本,荣格专门为此书写了前言,之后又被译成了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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