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触摸旧报刊,就是触摸历史

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陈平原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一百年前,随着《新青年》的呱呱坠地,迸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一批文化精英开始挽袖提笔,奔走呐喊。“德先生”“赛先生”舶来中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汇成巨澜,新青年们应时而动,新文化、新气象星点闪现。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研究,“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卓然成家。陈先生说,回眸新文化运动百年史,感慨万千——

□本报记者卢昱逄春阶

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我们见到了陈平原先生。雅号“平原君”的他深受学生喜爱,被公认为“极有魅力”。在学生眼中,他温和、亲切,爱请学生吃饭,时而有点“冷幽默”。记者约访时,他给出两个时间段,由记者自主选择,他准时“奉陪”。

面对媒体人,陈先生开门见山:“我研究的领域,离不开报刊,也就是传媒。”多年前他就在北大主持召开过“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和表达。”

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

陈平原先生说4月19日去过济南,参加了由山东师大主办的“五四百年论坛启动仪式暨《新青年》创刊百年学术研讨会”,他从“文白之争”谈起,通过强调繁简、拼音化及方言的能量来回应对于“新文化”的质疑。

与“五四新文化”结缘,对陈平原来说,既是专业,也是人生。

人生的转折,推着陈平原朝前走。1978年春,24岁的陈平原坐上长途汽车,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这之前,他做了八年的知青,其中几年是当民办教师。

“那时候,正赶上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读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陈平原回忆道。

“后来,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里教书。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的血脉相通。”陈平原说道。

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五四”在空间和时间上,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陈平原分析,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回到现场”是陈平原为探究“五四”点明的路径。“那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过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被凸显,某些记忆被湮没。”陈平原说。

在陈平原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断裂”。他给出了几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成功的“文化断裂”,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故能自我经典化。

在“五四现场”,学生抗议运动还余波荡漾时,命名活动就已开始。“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

“此后,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教科书等,连篇累牍地对‘五四\’进行追怀、纪念与阐释。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这样的机遇,实属罕见。”

旧报刊是会说话的,一页页尽管泛黄,但曾经掌握着舆论制高点。“传媒的力量大啊!”陈平原说。

至于“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五四\’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只不过是死水微澜,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对五四新文化史料了然于胸的陈平原,言之凿凿。

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

陈平原在深思那段历史。他将“五四”和“新文化”绑在一起:“我不主张将‘五四\’局限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而希望它兼顾1915到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这才是‘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

在陈平原看来,“新文化”运动最为迷人之处在其丰富性。“不光是激进的论述、改良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探索,全社会上下求索,一时分不清是对还是错。回望这一百年,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从那里来,后来的各种思想学说、论争、主义、立场也都从那个地方来。”

“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陈平原用这三组词来描述彼时风采。“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没有一个是不容置疑的主潮,即使它力量很大,也不是压倒性的、排他的,五四新文化的迷人之处也就在这复杂性。”

运动酝酿已久,新文化却早就进驻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一般来说,我谈新文化从晚清说起,从1898年到1927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大时代。‘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陈平原说道。

在陈平原的视野中,每当谈论“五四新文化”时,他都会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

究其原因,他给出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正是‘晚清与五四\’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就年龄而言,‘晚清与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陈平原继续解释道。

这两代人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人,也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还有“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杨振声等,他们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

“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陈平原说,“光看结论没有说服力,你去翻看当时的报刊,一目了然。”

作为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

“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为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陈平原阐释自己的历史观,“流行的‘大理论\’,必须与个人的‘小感觉\’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才是好文章,不僵硬,有温情。所谓小感觉,根基在于你大量触摸旧报刊,根基在于你的过往经验。”

解剖“新文化”运动,同样离不开重建历史现场。在文学、思想、政治革命渐次开展的荒野中,陈平原先抓住了“文学”这一最初的萌芽,而“报章”则成了萌芽的底色。

早在近30年前,陈平原在做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时,就特别关注到晚清报刊出现后,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报刊的写作、发表和以前的文人的吟诗作赋,与最后结集出版完全不同。早上写出来的文章,下午就可以印出来,晚上就可以名满天下。这种大众传媒的形式,不仅制造时尚和潮流,还创造了现代文学。”

“报章里面不同栏目之间的对话,甚至一个版面里面诸多文体之间的对话、抗争、影响,最后会创造出很多新的表达方式。”陈平原解释道。

“我当时意识到晚清小说的片段化,像鲁迅所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可为什么晚清的小说,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会变成每一章讲述一个独立的故事呢?我们早就有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了,可到了晚清为什么反而退步,变成一个集锦式的小说呢?”陈平原当年的疑惑在翻阅旧报刊中找到答案。

“那就是报刊连载。报刊连载导致每一回小说必须自成起讫,这样才能够吸引读者。小说连载改变了中国小说写作的方式。”陈平原说道。

在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一定要做一点旧报纸、旧杂志的考察,去触摸这些旧物感受历史。

“作为文学史家,你必须意识到,很多作家在作品结集成书时,对原作加以删改,以后又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自家的著述。你只读文集,很容易上当。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的诗集,以往的文学史家常根据《女神》后期的版本来论证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学及政治思想,殊不知郭先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己的作品。所以说,对于所有作品来说,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样子,是最值得关注的。”

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旧报刊,是作为物质文化的“现代文学”。具体说,就是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刊,本身包含有审美特征、价值观或某种经济属性等。后人去触摸它,和翻看日后结集出版或重印的书籍,感觉是截然不一样的。

让更多人才璀璨在学术天空

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陈平原另一个研究的焦点。在他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的地方,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

“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是我的宿命。”陈平原说道。

五四时代,大学里不乏有个性、有情怀、有情趣的学者。回顾百年发展历程,当前高校中,这一类学者的数量呈下滑趋势。

回溯既往,陈平原认为,“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强调思想改造,让人们努力认同于群体,或者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不主张发展个性,强调集体认同感。意识形态和思想潮流导致学者不敢有个性。十年动乱时期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一个不欣赏天才,或者说是蔑视天才,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扼杀天才的时代。”

“最近二十年是另外一个潮流造成的,那就是学术评鉴。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发达,我们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什么都量化了,在落实的过程中,那些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会被淘汰掉。”陈平原继续解释道。

按照常理,学术兴趣广泛本应是人文学者的情怀和趣味,可当下的大学却没有这种环境。“学者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每天一睁眼,课题完成了没有,论文数量够不够,都像一把剑悬在年轻学者头上。评估制度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同时,扼杀了很多人的个性,它保证了一个底线,同时也立了天花板。”陈平原分析道。

“保了底线的意思是,严格的评估制度会导致太差的人没办法入围。有天花板的意思是,太特别的人找不到了,或者有棱角的人被硬压着,不敢自由发挥。”

“你跟人家太不一样了,或者你的思考太特别,太前卫了,或者说叛逆性太强了,在这个评价制度里面,必定吃大亏。它不是以政治的形式,而是以学术的形式,来限制你。而且,是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不是有意识的。”陈平原感叹道。

“其实,必须对日渐严密的现代学术制度保留某种警惕,意识到它可能会导致的问题。所以,要有一定的张力和魄力,保持独立思考的空间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陈平原再三强调“警惕”的不可或缺。

在这份机警下,陈平原对学生的学术道路有着自己的指导思路:走得不顺的时候会想办法帮忙,走得太顺时会批评他们。“要记得,走得太顺是因为你顺着这个考核制度走,你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为你适应这个体制,很容易不自觉地屈从于这个潮流,不敢特立独行,也没办法长大。”

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当下高校不合理做法,让更多的人才璀璨在学术天空。这是陈平原先生祈愿的。

成功的报纸离不开副刊

“五四”时期的报纸,精彩纷呈,其中有四大副刊夺人眼球:《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京报》的《京报副刊》,它们为现代文学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发表在《晨报》的副刊《晨报副镌》上。

报纸有其政治、经济、商业、娱乐等层面的功能,副刊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层面。“副刊最初是给报纸加分的,很多报纸靠副刊吸引读者来生存。”陈平原说道。

据陈平原介绍,民国时期,报纸副刊最大的特点在于,主持人是作家或学者,且以礼聘的形式,作为报社的客卿。“那时副刊相对于整个报纸来说,它的立场、观点、趣味有某种独立性。关键的问题是,它给报纸招揽读者。”

而今,作为关注百年报章变化的专家,陈平原特别关注纸媒往何处去。

“其实,一份报纸想编给所有人看是不现实的,必须有准确的读者定位,要有所舍弃。我判断,报纸会越来越走深度分析的道路,就速度而言,再快的报纸也抵挡不住手机或电子媒体。报纸将弱化信息传播,强化深度分析。”陈平原说道。

报纸之所以被读者翻于掌中,是因读报的姿态和电脑前不断翻页、迅速地浏览是不一样的。在陈平原的经验中,如果想要看深度报道和理论分析,还是要看报纸。

“当报人努力压缩篇幅,让文章变成豆腐块时,会丢失很大一部分作者和读者。好文章不怕长。”陈平原在为纸媒谋出路,“报纸能够安身立命,能够被大家关注,能够被阅读,它的长处在哪儿?专题性,报纸会更占优势。报社集中了一批专门人才,他们能以批判性、鉴赏性、思想性的眼光来面对复杂事件,并作出分析。”

“我们今天必须反省,纸媒、出版、电视行业,是否一定以销量和收视率为评价标准?我觉得是谁在读,谁在看,更关键。一张报纸,可能只有数百个理想读者,但他们有很好的趣味、眼光、声音,影响可能更深远。不能只看销量,还要看影响力,想方设法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群。”陈平原为纸媒支招。

“纸媒要获得读者的话,就其传播效果而言,它不能向娱乐性的东西看齐,它要影响高端读者,或者影响有立场、有趣味、有眼光的人,人数不用特别多。这部分人往往特别看重副刊,所以我说成功的报纸离不开副刊。”

历史不是供人赏玩,供人戏说,更不是供人诅咒的。陈平原真诚希望,现代传媒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反省,奉献更为精彩的言说,准确传播新文化运动,光大五四精神,让后人翻看今天的报章时也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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