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华说起光荣虫在上世纪年代以前它是再普通不过的虫

丁仲华

说起“光荣虫”，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再普通不过的虫子，这就是游离于“四害”（苍蝇、老鼠、蚊子和臭虫）之外的寄生虫———虱子。

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没法讲究个人卫生，上至军长，下至士兵，身上有虱子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所以那时戏谑其为“光荣虫”。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害虫仍然如影随形，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记得在西南河小学读一二年级时，班上有位姓郭的同学，从小父母双亡，无人照料，整天脏兮兮的。一天，老师找来一架菜园里打药用的喷雾器，把他的棉衣在腰间用绳子一扎，把喷雾器的喷嘴从他脖领插进后背，同学们觉得挺好玩，争先恐后地去压那喷雾器的手柄，只见一些有药味的白色粉末“嗤嗤”地从他的衣领冒出来。他笑嘻嘻地站着，一动不动。打完了后背，再把喷嘴插进前胸、裤裆继续打。后来才听说，给他打的是农药“六六六粉”，为他灭身上的虱子。

我第一次认识这个虫子，是1960年在烟台二中读书期间。这年夏天下乡助农割麦子，晚上几十名同学睡一间大屋子。一天中午，割完麦子在井台上打水冲凉，忽觉腰间有个什么东西在蠕动，本能地一摸，摸到一个肉乎乎的小东西。我不认识，捏起来正仔细打量时，身边一位同学惊叫：“哎呦，是虱子！”吓得我用两个手指一捏，赶紧扔了，那个同学却说：“完了，把个虱子丢了！”他告诉我，虱子的皮艮得很，用手指肚捏不死它，要把它放在两只大拇指甲之间一挤，才能弄死它。我这才知道灭虱子还要有技术！

上世纪70年代，我经常出差，乡下城里到处跑，开始“正式”和虱子打交道。到了旅馆或招待所，放下提包，第一件事，就是翻开被褥捉虱子。那时的旅馆，被褥不是一客一换，一床被褥不知睡过多少旅客，落上虱子再平常不过。晚上睡觉，不管冬夏，都要把浑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衣裤全部脱光，搭在椅子背上，再把椅子拖离床铺远一点，以防那小虫子就近爬上去。

出差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内衣全部脱掉，用开水烫一遍，不然，万一有漏网的，不用说虱子，就是几个虮子（虱子卵）那可就麻烦了。

最困难的一次，是在大连市市中心原斯大林广场上的大连宾馆，住下以后，看见走廊、房间里铺的全是厚厚的地毯。当时，几乎所有的旅馆全都是水泥地面。“文革”中，这家高级宾馆面向“工农兵”开放，什么人都可以凭介绍信经“旅馆介绍处”安排进去住，卫生条件可想而知。进了房间，床上铺的是提花缎子被面，外罩雪白的被套，难就难在那床俄罗斯纯毛毯！那毯子毛有一寸多长，一检查，果然发现有虫子躲藏在长毛里，毯子毛色花花搭搭的，又看不太清，这时，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一心扑在这项“工作”上。

那时出差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进旅馆，两个人就各自爬到床上，埋头忙活这桩“头等大事”———一边忙抓虫子，一边念念有词：“又一个！”感觉抓得差不多了，才敢躺下休息。百般小心，还是防不胜防。

有一次在火车上，和同事聊得正火，隐隐觉得肚脐眼处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个东西在爬，烟台话叫“缕缕（音，lülü)”，心想：不好！是不是有虱子？想挠挠又不好意思，不挠吧，又叫它“缕缕”得我心神不定。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去厕所，解开腰带就开始翻弄，果然在内裤的腰间捉到一只，两指对掐，“啪”的一声将其消灭，哎，那个爽劲！到现在我都无法形容。

我见过的最震撼的抓虱子场面，是在济南火车站。那个年代，一到农闲时节，到济南要饭的特别多。冬天，车站有暖气，那些要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晚上便都寄身在车站候车大厅的楼梯台阶上。一层挨一层，把头偎依在上一层台阶同伴的怀里，靠墙边再偎着一个，中间只留出旅客上下的空间。借着灯光，上面那位把下面那位的头捧在胸前，极其认真地扒拉着头发给对方抓虱子；坐在台阶最下面的那位，一边享受同伴的服务，一边翻起衣襟自己动手。他们那种认真、亲密和执着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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