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当敢于直言

殷成明

自古以来，官场复杂微妙，官场中人也是形形色色。有的人面对邪恶视而不见，有的人面对伤害百姓利益的事装聋作哑，有的人面对上司错误的决策听之任之，等等，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然而，也有一些官场中人，恪守为官之德，不怕丢乌纱、掉脑袋，一身正气，为正义、为百姓、为国家敢于大胆直言进谏。

据清康熙《福山县志》记载，张起岩，济南章丘人，20岁出任福山县教谕。元延祐乙卯年（1315），元朝首次开科取仕，深通儒学的张起岩得中榜首，钦点状元，并授登州同知，后升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当时，中书省（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参政（即参知政事，为执政官）杨廷玉因有错被台臣纠劾，在朝堂上被奉旨逮捕。左丞相倒刺沙痛恨台臣纠劾他的同伙，便诬蔑台臣欺君罔上，要求重新授杨廷玉官职。张起岩虽然新任台臣，但他不惧权高势大的左丞相倒刺沙，抗章奏道：“台臣按例纠劾百官，论列朝政，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现在他们奉行职责却被强加罪责，法纪被歪曲，正直的人不敢说话，忠良寒心，这是盛世所不该出现的。况且，世祖皇帝设立台阁，广开言路，维持治体，皇上即位后下诏沿续祖宗治体。现在台臣遭谴，公论被杜塞，何以维护祖宗治体？”张起岩三上奏章都没有报到仁宗手里。张起岩上朝时又与倒刺沙发生激烈廷争，终于使仁宗感悟。

之后，张起岩历任礼部尚书、中书省参议、翰林院侍讲、陕西行台御史、中书侍御史、燕南廉访使、御史中丞，入翰林为承旨，辽、金、宋三史总裁等职务，成为元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郭宗皋，福山县义井村人，后迁居城里。明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他考取庶吉士在金殿策对时，直言陈述当时朝政六件事，件件切中时弊，举朝皆惊。嘉靖皇帝朱厚熜因此很不高兴。当时读卷大臣为他力争前十名，结果嘉靖皇帝大怒，将他和一起被选入庶吉士的二十多人罢免。此事过后，他才被授予刑部河南司主事。三年后，他因断狱雷厉风行，审案澄源正本，擢为湖广道监察御史。嘉靖十六年（1535），朝中有人讨好权臣，推荐保定巡抚刘夔，群臣中大多随声附和，唯有郭宗皋上书力排众议。他指责刘夔曾举荐臭名昭著的李时三子，有“谄媚之行”，明确提出刘夔不宜升迁。李时当时是朝中太子太师兼华盖殿大学士，当朝内阁首辅，行宰相之职，地位显赫，权柄熏天。结果郭宗皋被夺俸三个月。郭宗皋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引起朝野震动，被誉为“铁头御史”。之后，他历官雁门兵备副使、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大理寺右少卿、兵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如果说元朝的张起岩面对权高势大的左丞相倒刺沙、明朝的郭宗皋面对权高势大的内阁首辅李时，敢于为正义和法纪而直言进谏是难能可贵的话，那么清朝时福山人王隲为保护四川百姓利益向康熙皇帝直言进谏而使康熙帝改变决定，更加难能可贵。

王隲，福山古现村人，后迁居城里。清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进士。历官督察院观正、户部山西司主事、户部云南司主事、广东典试、户部浙江司员外郎、刑部江南司郎中、刑部陕西司郎中、四川按察司佥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尚书。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年已70的王隲在四川任满，迁官直隶北道（今张家口、宣化地区）任职。他在蜀准备晋京述职时，正逢朝廷要修紫金城太和殿，旨令四川采运大楠木进用。四川巡抚韩世琦闻之大惊，急忙上疏，陈言四川蜀道艰难，请求减免运解。工部获准减去十分之七，但仍需解运2600根。当时由于清廷初定，四川屡遭战乱，民生凋敝，人口锐减，这样的繁重徭役会使刚刚得以温饱的百姓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王隲虽然已经离开四川，到别处任地方官，但仍感到事关川民生计，毅然冒着被罢官或掉脑袋的危险为民请命，上书奏《请停止解运楠木疏》。疏中陈述了四川满目创痍、百姓艰难之困状：“采用木料，乃臣工职分，历来共在民心，艰难岂容置喙？但事遇艰难有勉强竭力而后可为者，亦有勉强竭力而终不可为者。四川境地，大半环山，悬崖亏蔽。唯成都府境左右稍称平衍，所产并无大楠。其有大材者，皆人迹罕到，斧斤难施，所以久存。遥望一木所在，必多方宰拽始至甚地。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施工既难，而运路自山抵江，或百余里，或七八十里，俱属深漳幽壑。一溪二行，纡折几盘，必费多力而始转一石之塞，横亘长川，必待暴水则始过。采运必顺搭架，拽运必须垫低就高。木在溪间，利于汛涨；木在山路，又是累于汛涨。故陆运于采取必于春冬，水运必于夏秋，非可一径而行，计日而至。偿民力稍可是用，即竭蹶岂敢贻误？乃四川幅员既广，祸变相踵，荒烟百里，户灶俱无。当年进兵，臣行间运粮，满目创痍病死亡艰难之状，兵火不薹，久在圣聪，自荡平以来，休养生息，疮渐起。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九百余丁，不及他省一线之众。就中抽拔五千，入山采木，其供送衣粮器具又必盈千累万，且遣发民夫，远者千里，近者数百里，耕作必至全废，国赋凭何办供？请抚臣亲往产楠处所查勘，可以竟力而必不能运者，题请定夺。”他还把实地考察数据、道路详情等在疏中一一陈述。恳请皇帝免除四川采楠木之役。疏词恳切感人，满朝文武大臣也为之动容。康熙帝阅罢，赞叹道：“这本他原说百姓的艰苦，甚是明了。造殿必定用楠木，可楠木何必向四川山沟去取？我北疆大松木用不得吗？”康熙帝决定停止四川省采运之役。四川人民欢欣鼓舞，以诗歌形式颂扬其事，绘王隲肖像置于“七公祠”内。“七公祠”为当地有史以来有功于蜀民的秦时的李冰、汉代文翁、廉范、宋代张泳、崔与之所建的祠堂。还特别撰写了《松威治绩纪略》，立碑刻以示怀念，至今在四川都江堰还立有王隲之功德碑。

官场上常有这种情况，面对上司做出的伤害百姓利益的错误决定，有的人随波逐流装聋作哑，而有的人则直言进谏为民请命。清朝雍正年间任湖南石门县知县的文登人吕廷铸就是后一种人。

据光绪《文登县志》记载，吕廷铸，文登人。清康熙戊寅（1698），以选拔贡成均，旋补镶蓝旗官学教习。清雍正三年（1725），选授湖南石门县知县。吕廷铸以亮直名闻于时。拜见上官议事时，经常“据理敷陈，时或违抗，上官亦不之罪。”有一年，总督李敏达计划兴建一项大型工程，“需巨款，而无所出”。于是，他就下令各地知县筹集。由于需要筹集的资金数额太大，各地知县都苦于无法完成。一天，李敏达将县令们召集来征求意见。县令们都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竟然无一人回答。总督李敏达为此很不高兴，继而将目光转向吕廷铸，问：“你说怎么样？”吕廷铸回答：“我能办这件事。”李敏达立马转怒为喜，说：“我早就说过吕知县有才，你们都不如他呀。”李敏达问吕廷铸有什么办法。吕廷铸说：“如此巨款，不降于天，不产于地，不能从官府国库支出，也不能以个人家财来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拿取。大人如果不惧怕剥削搜刮民众，有何难筹！”吕廷铸的话切中要害，总督李敏达于是放弃了这项大型工程的计划。

敢于直言进谏是为官之德。这种官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千百年来，张起岩、郭宗皋、王隲、吕廷铸这些为官者之所以敢于直言进谏，关键在于他们心底无私：国家至上、百姓至上、正义至上，个人的乌纱帽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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