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故事■钩沉, 鲜为人知的1913年烟台兵变

烟台市胶东文化研究会协办

杨潜

1913年1月5日下午，烟台市城区发生兵变。《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驻烟台之关外军因不肯遣散，哗变，纵火抢掠。”是日，等待乘船返乡的关外籍退伍兵士，对他们被遣散又未拿到饷钱十分不满，继而失控，遂结队抢劫商铺，致全市闭户，造成20余人伤亡。参与作乱的关外军人，在驻烟鲁军、海军联合威慑与防范下，经多方劝导，于次日和平缴械，陆续登船渡海还乡。

这场猝然而起的兵变，对烟台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一时震动中外。乱局虽未殃及外国侨民，却招来日本、英国军舰进入烟台海域巡弋，欲行干涉。烟台近代史上的这件大事，除了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山东及烟台当局与北京政府就兵变处理的往来文电，相关史事在正史叙事中难见其详，亲历者或知情者的回忆中也鲜有述及。至于不同版本的烟台地方史志，往往是简单数语一笔带过，近年出版的《烟台历史大编年》（胶东文化研究丛书）对此竟无着笔。这场兵变已历百年云烟，何以讳莫如深？追溯既往的历史细节，其意义不止在于探求真相，这段被刻意淡化的史实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历史的隐秘与玄机？

烟台兵变，距山东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首义所发动的烟台起义，仅隔1年有余。弄清兵变原委，需先简要说一下烟台起义。

1911年11月12日晚，由革命党人发动的烟台武装起义，成功光复了烟台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随即成立了临时军政府，烟台一时成为北方革命重心，为全国所瞩目。次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但是独立只维系了11天，在顽固派重新掌控军政权力后，又归附了满清政府。胶东兵备道、炮兵标统张树标率兵东进，试图扑灭胶东地区的革命。其时，清廷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组成内阁，南北开始议和，国内形势变得异常混沌。在山东首义之地的烟台，假意赞成革命而被推举为烟台军政府总司令的王传炯，先是首鼠两端，继而压制革命党人。烟台革命形势岌岌可危之时，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等人谋划夺权，事败后先暂时撤至大连，再率部攻取登州。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之时，孙中山便认为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且有铁路、海运之便”，又是“吾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举足轻重。为救烟台危局，临时政府任命胡瑛为山东军政府都督，并从上海、南京等地陆续调派数支武装力量开赴烟台，或路经烟台北上辽东。

及至清帝宣告退位，南北战事停歇，南北政府统一后，设于烟台的山东军政府自然撤销，北京政府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陆军部则委派曲同丰以“办理登烟岛整顿军队并发饷及善后事宜”的名义，前往烟台收束军事，整编裁撤部队。因辛亥革命原因，烟台驻军一度番号众多，从政治派别划分，有的原属北洋系统，有的原属同盟会系统；从地域来源划分，有山东民军，有关外军，有南方军。即便是南北对峙，全力倾覆清廷之时，属同盟会系统的各革命武装力量，也时而争权夺利，时而内讧摩擦，争斗不息。一些革命党人“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于满族谋光复。清帝制已倒，许多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以前结合的原因消失，于是分化的作用便起来了”。故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一个分化杂糅与重新整合的时期。

就烟台驻军而言，兵员成分复杂，素质良莠不齐，扰民事件时有发生。1912年间，登州、莱州、黄县发生乱兵抢劫事件多起，有的是原满清遗留的旧军队所为，有的是革命党的民军所为。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民力疲惫，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军队殃民为害地方，粮饷不济固然是主因，但军纪废弛也是一大痼疾。烟台一隅小城，大军麇集，造成的社会负担，让民众苦不堪言。尽管北京政府下令力行裁撤，到发生烟台兵变前，南方各军或已班师回防，或已就地整编，但由商震辖制的关外军和连承基辖制的鲁军，如何安顿，是否裁撤，一直是令山东地方政府头痛的难题。尤以驻烟台的关外军，已成为山东当政者的一块“烫手山芋”，遣散该部进展得很不顺利，该部“素称精悍”，提出“种种要求”，与当局讨价还价。山东都督周自齐唯恐强行裁撤酿出祸端，建议北京政府远调戍边，如此，对上有交代，对下不得罪。对周的这一“妙策”，袁世凯置之不理。裁军减员是南北双方达成的共识，袁世凯绝不放过天赐良机，借此遣散崛起于辛亥鼎革之际，有南方革命党人背景的武装。不然，这支桀骜不驯且骁勇能战的关外军，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变成肘腋之患。

北京政府陆军部为尽快遣散驻烟关外军，于1912年秋，委派陆军部顾问陈干莅临烟台督促裁军。陈干来烟发现，散兵滞留不去，已成为烟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散兵安置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尚未施行就发生了烟台兵变。

兵变前两日，商震向陆军总长段祺瑞报告了关外军遣散进展，称：“关外军一、三两营均于今午和平缴械，市面安谧，特此奉达。”似乎裁撤事项一切有条不紊，未现异常。周自齐和会办山东军务的靳云鹏根据烟台各方纷至沓来的报告，得到的情况是，烟台“日来抢案迭出，险象渐增，人心惶恐。未遣之关外军第一标第一营，几肇暴动”，他们做出了与商震不同的判断，认为烟台局势严重，大有山雨欲来之兆。于是，向段祺瑞要求饬令曲同丰速向遣散兵士拨发军饷，尽快使他们离开烟台，并表达了对曲同丰裁军久拖不决的不满，特别对拖延发放遣散饷银发出预警。周自齐要求陆军部“速将款项拨发，以免贻误事机”。

曲同丰本为烟台籍人，以陆军部特派员身份，来烟台整顿军事、办理善后，他既要协调各方，化解利益冲突，又要完成遣散任务，绝非一人所能为之，苦衷甚多。山东都督府不满于他，驻烟各军也不听命于他，很能说明民国初年的地方军政，存在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弊害。

正式遣散关外军，自1913年1月2日开始，至4日结束，其顺序为第一营、第三营、第二营。一营和三营均领到遣散费，二营收缴枪械后，却因饷项一时无法筹措未能及时领到。早在年前遣散的一些鲁籍兵士素与关外籍兵士交恶，在关外军解除武装后，开始寻衅滋事，攻击殴骂。第二营兵士愤怒之余，于5日下午4时集众围聚司令部，请求立即发放遣散费用。商震无饷可发，除了劝导之外，别无他法。众人不听，强行打开军械库房，取回已上缴的枪械，愤愤而去，呼啸过市，所到商铺径行抢掠。另外一营、三营已遣散的兵士遂起相应，一场对烟台商民的打砸抢烧由此开始。

一部分变兵在前来弹压的鲁军、海军威慑之下，撤退至烟台朝阳街一带，架设枪支，分关把口，严阵以待，与鲁军、海军隔街对峙。有些零散于其他街巷参与抢劫的乱兵或被擒获，或被击伤击毙。

兵变次日，陆军部综合各方面情报，分别向济南靳云鹏，烟台曲同丰、连承基、陈干、商震、王潜刚发电，指示处置方针。段祺瑞要求靳云鹏将兵变情况通报烟台附近的各军队，全力支持连承基平息兵变。对于海军，陆军部无指挥权，段祺瑞也通过海军部饬令烟台所驻海军，配合连承基行动。陆军部采用先抚后剿的高压政策，与北京政府对待各地频发的兵变，在政策上是一致的。民国时期的兵变一定程度上会动摇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础，严重影响民心归向，因此，对兵变采取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举为其主要措施。

连承基等人对兵变人员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围而不打，施以威慑；其二，苦心劝降，许以条件；其三，逼其缴械，监控离烟。朝阳街为老烟台繁华之地，商家鳞次栉比，乱兵盘踞于此，强行攻击，势必造成附带损失。因而连承基于朝阳街四周密布重兵，又与陈干议定，由陈干会同商震，对关外军兵士进行攻心。鲁军、海军分段严守，使困于朝阳街的乱兵难以突围逃逸。至兵变次日上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1月6日，商震紧急筹款，分发遣散费，安抚变兵人心。到下午4时许，关外军依次在海岸放下武器后登船。商震亲自武装押送变兵渡海前往大连，在大连就地遣散。

连承基在平息兵变中尤为卖力，陆军部为激励与安抚连承基部，特拨发军饷款项1万元。连承基为人强势，是老同盟会员，他在南北统一后，所带民军整编为旅。驻防烟台期间，强悍作风不改，为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因。弭平烟台兵变之后，鲁军的裁撤即被提上日程，周自齐、靳云鹏于1月7日致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示鲁军遣散问题。

在烟台兵变造成的乱局中，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那就是受害者皆为中国商民。烟台作为通商口岸城市，至兵变发生之时，开埠已历50余年，先后有17国在烟台设立领事馆，对外贸易发达，华洋杂处。在外人眼里，烟台是远东地区最受青睐的避暑休闲胜地，此地从事商贸的洋行多是国际知名公司的分号，个个屯金聚银，它们却能在兵变中“独善其身”。个中奥妙，在官方处置兵变的文电里，可稍见端倪。陆军部给靳云鹏的文电中称：“幸连司令一人抵御，得以保全外人之地”；连承基在多份电文中提及“敝军扼守街巷并外人居留地”，“外人居留地保护无恙，洋商毫无损失”；时任东海关监督的王潜刚说得更直截了当：“前日日舰已到，英舰亦来，若再有事，势必干涉要求。租界各领虽来道谢，亦啧有烦言。此次外人无损，实为侥幸。”可见，地方当政者把外国人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对保护外国利益不仅下足了气力，还存在着严重的畏惧心理。对兵变参加者来说，他们虽然铤而走险，但也深知洋人不是好惹的，抢自家人的东西与抢外国人的东西相比，风险系数大不一样。兵变究其本质，它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冒险行动，冒险到何种程度，是需要拿捏的。烟台的兵变，属于“经济类”兵变，乱兵以抢夺财物为目的，无任何政治性要求，自然就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把劫掠的目标定在手无寸铁的个体商户身上。政治上弱势的中国商民，常常成了社会无序与动荡时期的受害者，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曲同丰曾对兵变做过一番检讨，认为肇因有二，他向袁世凯报告说：“一、饷款未到，解甲兵颇有烦言，商家挪凑，缓不济急；二、退伍兵士在市中口角，借端寻仇，强索已缴之枪，互相攻击，市面秩序颇形紊乱。”一场集体变乱而引发暴烈血腥的动乱，被曲同丰大事化小，说成了小打小闹。身为政府大员，对发生的严重事变，如此敷衍了事，可见民初时期的政治败坏与政权紊乱。平息兵变立下大功的连承基，并不知晓鲁军的裁撤已近在眉睫。鲁军虽也在遣散计划之内，连承基始终心存侥幸之念，他虽数次陈情试图挽回裁撤所部之议，但北京政府不为所动。不久，袁世凯电召连承基进京议事。连承基不知是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行至天津，便获知驻烟鲁军被遣散了。他悲愤懊悔之余，决定驻足津门，观望形势。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连承基决定行动，联络旧部，准备重组武装，事泄被捕。当年9月，这位血性的辛亥志士，被袁世凯部下陆建章处死了。其志业未酬，令人痛惜，也让人唏嘘。随着驻烟鲁军的遣散，参加辛亥革命，又于烟台风云际会的几支革命武装，就此风流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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