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漫天慌乱的寒星

□钱欢青

我在济南见过两次食指，一次是在一场朗诵会上，一次是在一所学校的会议室，两次，食指都朗诵了他的《相信未来》。此诗广为流传，很多人在很多场合都朗诵甚至背诵过，但依然是听食指本人朗诵最令人动容。这是一张布满精神沧桑的脸，因为缺了门牙，发音还会漏气，但诗句出口，斩钉截铁，词语仿佛一个一个迎面砸来。我还记得那次在学校会议室的座谈，所有人都以说一番学校的好话开场，只有老诗人牛汉没有，食指也没有。座谈结束我跑上前去想和食指聊天，他认真地两眼定定地看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内心。

后来读《钟山》杂志上食指的新作，大失所望。不晓得为何这浓烈的诗意竟然消解成了白开水。再后来，在《收获》上读到了陈东东的长篇随笔《郭路生是谁》。

读得非常兴奋，这是一种结合着诗的文本分析，同时更加注重诗人心路历程及其与所处时代之关系的综合叙述，是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评传式写作，抽丝剥茧、步步为营地呈现出一个诗人相对完整的精神历程。也许因为同是诗人，陈东东对食指诗歌的体认就非常到位。他异常准确地通过收在食指诗集中的最早的诗——创作于1965年2月的《波浪与海洋》，认为，“郭路生（食指原名）的这首起步之作，已经鲜明（过于鲜明）地呈现出他的诗歌信念——‘我将永远为你歌唱\’。尽管这不过是那时候大张旗鼓地为时代主流歌唱之号召的积极响应，留有余地的却是，郭路生从一开始就打算以其不失个性的‘小我\’去歌唱——这首学舌之作，其学舌之声却是郭路生由衷的声音。”但理想破灭，深陷绝望，及至1968年

底，他坐上驶离北京奔赴山西农村的火车，“随着火车开动前那‘哐当\’一下，”郭路生说，“我的心也跟着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他这一瞬间的“明白”，立即就催生了杰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陈东东精准地指出，真正有意味的“是郭路生对这种（由他身处其中写作的时代为之设计的）规定性的逃离”，“逃离和难以逃离的挣扎撕扯，耗费了他那么多诗才”。

事实上，这种挣扎撕扯，耗费的岂止是诗才，还有精神分裂的后果。我在摄影师肖全《我们这一代：最初的面孔》一书中见过郭路生的照片，这是1993年肖全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拍摄的，照片旁边肖全还有短文回忆当时的场景，其中写到，吃饭的时候食指说崔健这个人了不起，他竟然有“酒杯里的大海，火柴盒里的云彩”这样的诗句和气派。当看着郭路生的背影远远地走在那条长长的小路上时，肖全情不自禁想起的，是那首《相信未来》。

《郭路生是谁》被陈东东收入《我们时代的诗人》一书中，除了最后一篇《大陆的鲁滨逊》是对当代诗歌的扫描，书中还有三篇：《斯人昌耀》《圣者骆一禾》和《亲爱的张枣》。和《郭路生是谁》一样，在读昌耀、骆一禾和张枣的时候，我同样深受震动，诗人泣血式的艺术探索，诗人和时代的命运肉搏，诗人在文学史上的遗忘与被遗忘，交织着多少精神的翻江倒海。而如今还有多少人，还记得骆一禾，还记得昌耀、张枣？在当代诗歌教育极度匮乏的背景之下，《我们时代的诗人》的价值更加得以凸显：在深切体认诗人的诗歌艺术和精神历程的同时，作者无疑在为当代诗歌的经典化做准备，因为作者有着对诗歌现代性的清醒认识，希望现代汉诗“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还是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共时并存的这个时间里的传统”，这种经典化让我们格外期待。

“为什么悬垂的星斗像眼泪一样晶莹/难道黑暗之中也有真挚的友情/但为什么还没等鱼儿得到暗示/黎明的手指就摘落了漫天慌乱的寒星”。书中陈东东对食指的这几句诗有精彩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几句诗，来推荐《我们时代的诗人》这本书：在诗歌的混乱和荒芜中，这本书对那些日渐被人遗忘的诗人而言，难道不是一种“多么真挚的友情”？它抚慰了“漫天慌乱的寒星”，也抚慰了我们自己那颗慌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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