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再现一代学人的刚毅坚卓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纪念留影(前排左一孙毓棠,左二郑天挺,左三噶邦福,左四雷海宗,左五吴晗,二排左一何兆武)郑天挺夫人周稚眉和五个子女□刘宜庆

一所大学的成功,首先与它的办学者密不可分。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是西南联大办学的关键人物。近日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日记起自1938年1月,迄于1946年7月,记录了与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杨振声等人的交往,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联大运转细节里的教授风度

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西南联大又一次成为文化热点。而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也成为回望西南联大的一个契机。

西南联大堪称绝代风流。这风流在我看来,包含了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特立独行、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曲并不遥远的绝唱。

联大教授的风度最令人心折低回。像郑天挺、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在联大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为学校服务,担任的职务没有任何报酬津贴,但他们乐于奉献。

1938年文法学院从蒙自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天挺就向蒋梦麟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专攻学问,蒋表示理解。当时,郑天挺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二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暗指郑坚辞不任行政职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在冯友兰、杨振声等多位教授的劝说下,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一干就是八年。除了这个任务繁重、工作繁琐的职位,他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一职。

有记者采访我,提到西南联大最先想到哪几位教授?第一位,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清华终身校长,寡言君子,他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度。第二位,郑天挺。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体现了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之精神,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范。第三位,吴宓。《吴宓日记》中有三多:恋情多,校花多,八卦多。他代表了西南联大的风流。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中的八卦,但史料价值更大。因日记从长沙到昆明,再到北平三校复原,日记记录非常完整。又因郑天挺担任多种职务,所记涉及西南联大的运转,是研究西南联大的必读书籍。

郑天挺是联大总务长,被称为“大管家”,管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须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有一次,总务处发工资不及时,拖延了一个上午,作为总务长,郑天挺很生气。因为他知道,联大教授同仁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有的债台高筑,耽误一个上午也不行。

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天挺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郑天挺除讲授《明清史》等课程,并继续进行清史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清史探微》等重要著作。他一身兼任多种职务:担任北大的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由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长期住在重庆,北大和文科所的事务实际上由他主持。1939年5月31日日记中写道: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教学之余,西南联大教授衣食住行、娱乐休闲等,都可以在郑天挺的日记中找到生动、细腻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全面抗战时期学者的生活史,大有裨益。仅从教授如何吃饭这个问题来看,随手翻日记,就可找到答案。

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首先是食堂。学校当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时偕矛尘、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雪屏来,同至昆华食堂食鱼”。吃食堂之外,还可以包饭。1942年7月1日日记记载:“今日起复加入靛花巷公舍饭团。”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

总之,在物价尚未飞涨之前,教授们的饮食还有保障。后来,物价飞涨,百物巨贵,教授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到了“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的窘迫境地。郑天挺的日记就记录了他自己洗衣服洗破手、缝补衣服。

正是种种教学和生活细节,让战火纷飞的岁月可以触摸,有了温度,也感受到联大学者的风度。

>>家事国事交织,家难国难不离

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我感受最深的是,郑天挺那一代学人的“刚毅坚卓”。不妨从其家事为观察视角,进入郑天挺的内心世界。

郑天挺是福建长乐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督(教务长)。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求学、执教,做过北大的秘书长、副校长。父子两人都在北大执教,堪称一段学林佳话。

虽然出生于官宦世家,但一生命运多舛,死亡的阴影从童年就笼罩着他。6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去世,即寄养到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民国大律师)、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

1930年11月,郑天挺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此时,郑天挺的家庭生活圆满幸福。她的夫人周稚眉也融入了北大教授夫人的生活交际圈。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37年2月10日,农历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家人将其送到医院住院,谁知动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意外去世。周稚眉撒手西去,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

家难未平,国难方殷。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作为北大的秘书长,在危难之中,郑天挺堪称北大的中流砥柱,组织教授南渡。

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1946年7月7日)

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1946年7月14日)

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告别五个年幼的孩子,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暂驻足长沙,后辗转到昆明,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平,与儿女团聚。“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这诗句传递出郑天挺的家国梦。

1943年8月14日,大女儿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读大学,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此后,郑天挺对大女儿的关心与照顾,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人看着都感到温暖。即使犀利的空袭警报响起,联大师生跑警报时,郑天挺在汹涌的人潮之中,一眼就能看到女儿郑雯的身影,感到内心是如此踏实。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的生活又发生一系列变故。死亡的阴影再度出现。1946年7月12日,郑雯在上完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后,于北上复校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

郑雯遇难,这噩耗传来,郑天挺的日记记录了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天是1946年7月14日:

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隔着70多年的时光,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郑天挺内心的懊悔、悲痛与绝望。他以刚毅坚卓的精神,承受着人世间的一切苦厄。娑婆世界,人生实苦,所有苦难,莫过于亲人亡故。而郑天挺遭遇的特别多。他的家事与国事交织在一起,家难与国难不可分离。

度过了这么多的劫难,经历了这么多的死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在这一天戛然而止。丧女之痛让他无心再写日记,停止了五年之后,获得新生的郑天挺又开始写日记。

1951年6月9日,郑天挺在日记本上专门题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我们期待着郑天挺五十年代的日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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