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去买胡萝卜

从济南坐火车南行七十公里，过了泰安，有个叫“大汶口”的镇子，其乃闻名世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在地，我曾去过，但不是参观。

1960年秋，我考入济南铁道学院附属中专部（两年后改为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俗称“灾荒年”），莫说地瓜、地瓜干儿是维系生命的主食；连牲畜都无趣的蔓、叶，也成了好东西。空闲教室里堆满干品，食堂将其磨碎过箩，掺点玉米面或高粱面弄成稠糊，置于有若干立体梯形模子的长方大笼屉里蒸熟，一锅蒸五屉，美其名曰“五笼方糕”，几乎天天入胃；早饭是两碗稀得能当镜子的地瓜面粥，虽不充饥却也肚鼓，以致课间争相如厕。最受宠的是粗粮窝头；当然，其跟每人每月仅供四斤白面做成的馒头绝对不能相比。

定量配给的粮食不够吃，饥肠辘辘，闻知高年级多有校友去大汶口集市买胡萝卜，那里比本地便宜；但别花路费（火车票单程一块二），否则不划算。于是求人带我，星期日清晨从学校所在地东郊，步行十五里到了位于城西边的车站。

从旁门溜进，上车前被告知分散开，别扎堆；所幸车门口不验票。这是趟逢站必停的慢车，车开约半小时即查票；我瞅准时机，趁列车长查看靠窗旅客车票而弯腰弓背之际，提心吊胆地从他身后那狭窄的空间，蹑手蹑脚侧身而越，从而由待查的“危险地段”进入已查过的“安全区域”。

我买上10斤胡萝卜，每斤1毛6，又花1块8买了两斤萝卜干儿，便随大流赶回车站。由于不了解从南边开来的哪趟车在这个小地儿停站，只好尽早不尽晚，赶上哪趟坐哪趟；一伙人在站台候到傍黑，才得以登乘。

这车可谓痛快，一路没停。因为仍是分散行动，我所在车厢仅有4个伙伴，下了车不知朝车头方向还是往车尾走；但无论如何不能闯检票口。徘徊片刻，眼看站台上没人了，短暂合计，便往后边奔去。

瞎转了约摸三四十分钟，越走越不对劲，幸好碰见个铁路职工，跟他打听从哪里能出得去，那人很热心，说“跟我走吧！ ”十多分钟，来到一处有数节台阶的房门前，但见墙上挂着个圆球形红色灯罩，暗淡光线映着大约是“铁路公安派出所货场执勤点”字样的竖牌子。正在迟疑，只听他说“就这，请吧！ ”

已无退路，硬着头皮进屋，当班的“大檐帽”盘问之后，便往学校打电话，拨拉了一大圈儿，无奈已是晚间10点多，并无人接。于是把几个十六七岁的穷学生训斥一顿，撂下半句狠话：“事没完！ ”便打开就近一扇小门的锁头，予以放行。

这是哪？回校咋走？满腹狐疑。不过坚信，既然学校在东边，辨清方位，照直走没错！大约凌晨1点，终于钻进破损的铁蒺藜围网，叫开了宿舍屋门。躺到床上，脑子里便不由自主地往复掠过查票时那有惊无险尤其回程下车后遭遇“暗算”的系列场面。

度日如年般的忐忑不安开始了，可一连好几天，老师居然未找来；又“力挺”半个多月，愈来愈觉得平安无事了。悬着的心既然落下，那就理理“账”吧：当初图划算而逃票；可事实表明，那两块四毛钱省的啊，绝对适得其反，换言之，是个极不划算的“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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