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逆城镇化”,催着户口和利益分家

新华社记者近日赴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有县城2015年农转非仅200多人。随着农村户口“含金量”逐渐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在城市买房、工作、生活,却选择把户口留在农村。

有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作“逆城镇化”,其实这顶多是户籍的“逆城镇化”。农村的青壮年还是往城里涌,就业在城、居住在城、就学在城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人口的城镇化,并未停歇。只是,很多身子进了城的农民不愿迁户口。在我们身边,一些在城里落脚的家庭,孩子随母亲把户口迁到城市,接受城市良好教育；而父亲的户口还在村里,享有承包地、宅基地等农村利益。湖北宜城市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当地70％农民有迁到城市居住的意愿,但多数不愿意迁入户口。

户籍制度是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这种普遍的“人户分离”,显然给社会管理增加了麻烦,为公共服务增加了成本。但迁不迁户口,是公民自愿的。解决“人户分离”强迫不得,只能靠引导。要引导农民将户籍迁入常住地的城镇,就要保障进城农民的利益不受损,淡化户口的福利色彩。要让农民明白,即便迁了户口,原有利益也会跟着人走,不会少。户籍制度本质是一种居民登记制度,而不是权益制度。只有户口和利益脱钩,让户口回归社会管理,让利益由法律而不是由户口去保护,各就其位,所谓“逆城镇化”才能化解。商河县就有成功实践:县政府对迁户居民承诺: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惠农补贴等6项权利；并享有城市的养老、教育、医疗等6项保障。从2012年11月到2014年8月,全县有29368人将户籍由农村转入县城或乡镇驻地。

我们需要将村庄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区分。有的富裕村有分红,但并不意味着户口在村的人人都有份,只有那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份。一些村搞集体经营性资产改制,折股量化到人,就是以某一时间节点为限,将节点前在世的村民认定为股东,将节点后出生的人排除,实现了分红权彻底和户口脱钩。这些人获得分红,不再因为他们是村民,而因为他们是股东。

农民最难割舍的农地和农房,在很多地方已经完成了确权登记颁证。以往与村里户口挂钩的一些经济利益,已经以权证形式确认固化,受到法律保护。和村规民约相比,权益受保护的效力应该更高了。按理说,手握这些“红本本”,农民不应该担心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被收走。但民间大多还沿用老办法,还有很多村庄实行“户口一迁、地就收走”；能明确规定留地留房,让农民吃上“定心丸”的地方,还是太少。

一些旧有的以户口为标准来分配资源的方法,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考虑。确有必要的,还需要修订法律。《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中间所产生的不一致之处,需要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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