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超
2009年冬天,我还未走出大学校园,过了复习周,距假期不足一周的光景了。越是这种备考紧张的氛围,我越是容易不自觉地、心无旁骛地去做些与学业毫无相干的事情,譬如看电影、读小说……那年冬天,我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将自己数年间写出的“分行句子”投出去,并不奢望发表,只是不想让其横七竖八地窝在笔记本上了,像极了一只只被压扁的苍蝇尸体。某日清晨,我摸索着去了位于尚志大街的《诗林》杂志社,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十几首诗歌交予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编辑,他拍着我的肩自问自答道:“大学生?好!好!你把稿件留下,我会好好读的……”
2012年初冬,与同事吃过午饭回到报社,还未坐稳,便见两位身着初中校服的羞涩男生走进采编大厅,问及来意,才知是来投稿。我接过他的笔记本,满满地爬着幼蜂,泛着花粉的清香。顿时,念己及诗,陡生了新思旧情,《忘记,还有诗》这一主题便被记在了便签上,算作警示、鞭策与勉励……
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曾断言,现代诗不会再次达到“朦胧诗”这般高峰,似乎一言成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朦胧诗”式微,诗歌便逐渐地沉寂了下来。记者观察到,近两年诗歌并未成为一滩死水,而是涟漪渐起,且持续了下来,虽未有蹈海之势,但仍然可视为是一种“存在”与一股“力量”。
2011年,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一时重燃了“诗歌”热潮;2012年2月,辛波斯卡逝世,又一时勾起人们对诗歌的渴望;2012年,停刊十年之久的《中国诗歌评论》复刊上市;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于20年后再次出版“诗苑译林”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成立诗歌出版中心,已有多本诗集面市、热销……近两年来,诗歌正逐渐走出沉寂,诗集也慢慢地走进大众的视野。在这其中,既有那些经典诗作,也有当下诗人的新作结集。这说明部分读者的视野又重新关注了诗歌领域,诗歌创作有了逐渐回暖的迹象。
诗的创作,不是简单的构写,或是把短句分行处理,如不赋予其内涵,那么,就应该具有句子本身的美。其实,我个人是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诗了?对于写出诗歌的人,我一向认为是心性纯善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感悟按行书写出来,以一个特定的主题来阐述其更为深层的意义,而读诗者,从中有所感悟,有所发现,有所共鸣,这便是诗了。
我读不懂海子,只是喜欢他个别优美的诗句,也只是因为文字本身的美;我读不下去徐志摩与郭沫若“啊……”式的赞美;更甚,我连自己喜欢的顾城与北岛都难以深知。诗无达诂,或许诗歌仅能代表诗人自己的情怀,虽然诗歌内容包罗万象,但那也只是诗人作诗时的心绪流露。譬如,李白的豪迈,杜甫的诗忧国忧民,都不是创作出的,也只代表李白、杜甫本人的情怀,而代表不了大众,仅是“共鸣”得以让大众将自己的情思寄托于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是为自己写诗,或者诗写自己。
济宁诗歌创作并非一片空白,早期有孔孚、食指等,现今活跃者也不乏其人,且不论这丰厚的文化底蕴大可作为滋养“诗歌”的土壤,就单说现今已小有成就者,便可细数二三。
近日,记者相继采访了三位本地诗人,以诗为话题,畅所欲言。他们三人皆具备了各自的诗风———“感官与思想”、“悲悯与沉静”、“真情与憧憬”……现整理出一篇小稿,以飨爱诗的读者,姑且可看做一场小型的书面诗歌“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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