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后劳教时代”在摸索中前行社区矫正或打开两堵“围墙”

点击查看原图■本报记者石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形象地称为“高墙外服刑人员”；他们又是一个普通的群体，同普通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2007年起，济宁市开始推进“社区矫正”工作，7年时间里，全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达1万多人。社区矫正人员多是罪行较轻或者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熟悉而温暖的社区里，通过实施社区矫正，促使其弃恶从善，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今后，随着废除劳教制度呼声愈高，在极有可能出现的“后劳教时代”里，社区矫正或将发挥更大作用。在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给予更多关爱和宽容，他们将能更快地回归社会，重新开启人生。

听故事：心理疏导叩开失足少年心门

今年11月，当社区矫正人员黄荣（化名）初次来到任城区金城司法所报到时，这个刚进入社区矫正期的少年看上去透着那么几分沉默的倔强，这引起了所长孙桂英的格外“注意”。不只是因为他所犯案件性质有些恶劣，更因为这个清瘦的少年似乎有着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应该有的冷漠。他尽量避免和别人的目光对视，可能是由于紧张，不停地有搔头发，碰鼻子的小动作，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他总是躲闪着，试图用最简练的回答来应付。

黄荣离开后，孙桂英和同事刘薪薪为他量身定做了教育帮扶方案。随后，当黄荣和矫正小组工作人员进行第二次面对面的交流谈话，黄荣依然是警惕的，工作人员为他递上的热茶并没有缓解他的紧张。他用断裂的句子一再重申自己最近一直老老实实工作，没有参与任何违法违规的事件。“我上次见你妈妈，很朴实的一个人，估计她工作也很辛苦吧。”所长孙桂英试图通过家人来打破和这个失足少年之间紧闭的心门。“嗯。”“你现在是在实习期吧？应该也有一定的收入，可以帮助家里提高一下生活水平。”“还行。”“要抓住实习期好好锻炼，为将来找个好工作做准备，这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这样一句句贴心的关怀让这个大男孩忘记了紧张。而当他也讲出了那段人生中的错路，爸爸因脑血栓瘫痪在床，只有妈妈一个人挣钱来养家，羡慕别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错误行为，现在想来后悔不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孙所长笑着说“只要你能认清自己的错误，规划好自己将来的人生就好，年轻人不怕犯错。年轻人要知错、要悔过、要感恩、要珍惜、要学习。”听着孙所长的话语，看着房间里的工作人员，黄荣笑了。这是理解的笑容，这一刻，这位曾经的失足少年即将摆脱过去，走出心中阴霾。

说历史：2007年，社区矫正“显身”济宁

说起“社区矫正”这四个字，很多市民或许并不理解，知之甚少。在没有“社区矫正人员”这个称呼之前，这类人群被称为“五类外执”人员，主要由派出所进行管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启动，司法所和派出所开始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双层管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原是在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刑事执法模式，2003年中国开始试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7年，济宁市正式开始推行社区矫正工作。

2007年，社区矫正工作启动后，孙桂英便被任命为任城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7年多的时间里，孙桂英一直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见证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点滴进步和变化。“最初的时候，说白了，就完全是一种被动管理方式，很多社区矫正人员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罪犯，意识不到必须在社区里服刑。我们找到这些社区矫正人员，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更不用说管理和教育了。”孙桂英告诉记者，“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摸索，一切从零开始，慢慢积累自己的经验。我们规范入矫宣告仪式，在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后30个工作日内，各司法所要举行社区服刑宣告会，司法所社区矫正专管员、村居（社区）民警、村（居）委干部、志愿者、社区服刑人员近亲属都要参加。我们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制度，包括李营、南张、长沟、二十里铺、接庄在内的8个司法所同时成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这也是济宁市首批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

摸索中工作，而随着2012年3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开始施行，工作有法可依，社区矫正工作逐渐走向正规。截止到2013年，全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达1万多人，再犯罪率0.3‰，社区矫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逐步得到显现。

讲工作：“GPS”定位学习和劳动计入档案

别看社区矫正人员不住在监狱里，没有高大的围墙，但同样要接受监管，其实是在一个“电子围墙”里。除了在规定期限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的县等规定外，部分社区矫正人员配备了专门的手机。手机里的GPS定位系统，将自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跟踪定位，如若社区矫正人员离开规定区域，手机将自动发布预警信息。

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这是社区矫正人员必须完成的任务，都将计入个人档案中。“咱们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里清理小广告，参加社区的活动。前不久，我们将土城养老院设为公益劳动基地，社区矫正人员在敬老院里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这种无形的教育里，他们更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反思曾经犯下的错误，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孙桂英笑着对记者说，他们抓住各种机会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教育，同未成年矫正人员至少每个星期进行两次电话交流，每半个月至少进行一次面对面谈话。在金城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一位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汇报，“孩子的学习成绩逐渐提高了”，“在朋友的工厂里找到工作了”，……这位社区矫正人员，从不愿和矫正小组工作人员交流，到主动找工作人员聊天，积极递交思想汇报，矫正作用逐渐显现。每个月记录下工作、生活中的变化，和过往生活说再见，他的生活逐渐走向正规。

谈未来：回归社会和家庭找准人生坐标

“社会矫正，和监禁刑罚相比，是一种更具人性化的管理教育方式。在熟悉的社区里，接受教育学习，参加义务劳动，感受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净化心灵，找到人生中的那个坐标，增强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才能实现预防犯罪的根本目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孙桂英对记者说，未来，随着“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呼声日益高涨，极有可能出现“后劳教时代”，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社区矫正或将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的7年探索历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和难题。包括：社区矫正基层工作力量薄弱，有经验、懂法律的社区“义工”稀少，尤其缺乏“心理矫正”专业人才；基层司法所执法职能不强，无强制权，手段有限，影响了刑罚的权威性、严肃性；群众认识度较低，存在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的现象。只有让社区矫正工作少走弯路，社区矫正人员才能顺利回归正道，融入社区，重新开启人生。

短评：走出围墙打开心墙

走出围墙，社区服刑。社区矫正，这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让服刑人员摆脱了传统的“标签”。在这种社会化行刑方式里，他们更顺利地融入社会。

心理压力大、焦虑情绪多、心中的那团戾气，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宣泄、化解，冲动之下，他们犯下错误。而当判刑接受改造后，如若仍未能走出心里的阴霾，仍未打开心墙，很有可能再次犯错。因此，对于这些社区矫正人员来说，相对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会打开“心墙”。

解开一道道心墙，除了当事人的“自救”和矫正小组工作人员的“他救”外，更需要社会、家庭的积极参与，伸出援助之手。在宽松、信任、温暖的社会大环境里，社区矫正工作方式才能显现更大成效，曾经迷失的人们才能找到那条通往未来的光明大道。

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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