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明朝爱好旅游是一种文化品格

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本报记者 江丹

旅游和购物，是很多人的假期主题。若是穿越回明朝，我们会看到那时候的苏杭已经相当热门，那时候的时尚也被竞相追逐。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汉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著作《纵乐的困惑》中说，明代中国人居住于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那些相似的东西也许并不相同。

纵乐亦有困惑

明朝后期，以自娱为目的的私人旅游已经相当盛行，而且旅游被视为士绅的一种文化品格。《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就热衷旅游，父亲去世时，他为父亲守丧，侍奉年迈的母亲。丧期一过，母亲就鼓励他出去旅游，跟他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

当时，繁华的苏杭一带已然是热门旅游城市，相关交通配套非常成熟。1570年，徽州商人黄汴出版了一本导游手册《一统路程图记》，为时人的苏杭游提供交通攻略。

据《一统路程图记》，时人在扬州城外随时跳上一艘游船，花3个铜板，就可以沿大运河南下，到达长江北岸的运河港口瓜州北门，然后步行穿过瓜州城，到达南门，再花2个铜板乘坐另一艘游船渡扬子江、过金山寺，到达江对岸的镇江码头。

从镇江码头入城到达镇江城西门，向南步行1.5公里到达镇江城南门，可以再换乘游船沿运河江南段南下。船费依据里程而定，大概每10公里两个铜板。如果携带行李过多，在镇江码头上随时都能雇到脚夫，但需要花费15个铜板。从镇江南下，就到了太湖沿岸苏州府的吴江县，如果无心停留，则可继续换乘日船或夜船继续南下至杭州。

据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当时每个渡口都有成队的游船供人使用，有大批的经营旅游和货栈的商行牙人、有组织的运夫。他们竞争激烈，每每看到游客就赶紧围过去，力图游说他们上自己的驳船。

在一些冷门的地方，这样的便利就没有了。徐弘祖在他那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就记载了他在云南鸡足山的一次不愉快的旅程。

1636年11月2日早晨，刚出杭州城30公里，徐弘祖雇佣的长途脚夫王二不见了，四处打听之后，终于雇到另外一个脚夫。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连脚夫都雇不到了。他求助于当地的一个工头，在其帮忙下找到一名脚夫，但是被狠狠地敲了一笔中介费。

到了云南，徐弘祖决定使用特权，他利用自己是江南士大夫的身份打动了云南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员，弄到一个军事通行证，这意味着他可以免费使用军事驿站的官有马匹。得益于这张通行证，他后来在云南得病，通过官方驿站服务系统，仅仅花了156天便从当地返回江阴，中间还乘坐轿子和官船，而在此之前，他自己行走这段距离花了近4年的时间。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穷游和探险，轻装上阵，哪里人少去哪里。在明朝，一些偏远的地区，有钱都未必能得到优质的旅游体验，有时候连基本的民宿都住不上。在湖南、湖北一带，一些不愿意接待游客的村民会在自家门前挂起一个写着“去”字的牌子，意思是走开、不接待。

社会秩序在追逐时尚中颠覆

在国庆黄金周，商场、电商有各种各样的花式促销，以时尚和优惠的名义怂恿人们买买买。富庶的明朝后期社会，人们一样会为了跟上时尚而不停地买买买。在当时，时尚由人们对社会地位标志物的追逐构成。

“它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这时无数的新富起来的人在追求社会地位：有更多的昂贵物品出卖，同时也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它们，对于原有的社会地位标志物的可靠性，也有了更多的忧虑和不安。”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里写道。财富的崛起正在促使一部分人突破原有的身份限制，享受到他们原来只能仰望的东西。

明朝前期，国家规定特定的阶层只能穿特定的服饰，比如商人就一度被禁止穿丝绸。而到了明朝后期，平民已经穿起了超越他们身份的服装，他们以服饰来摆脱自己在阶级社会的无名地位。

明朝进士陈尧曾惊恐于其家乡扬州的衣着时尚的变化。他说，之前的社会风气敦本务实，士大夫大多身着白色绢帛，头戴缁冠，书生则是白袍素履，普通百姓则夏天穿葛衣，冬天着土布，大家各自遵循着各自的穿衣规矩。到了后来，家乡的穿衣之风大变，人们争相穿着罗绮锦缎，奢侈夸耀，昂贵的苏州刺绣出现在农村市场上，走街串巷的商贩也打扮得与士绅别无两样。

对此，陈尧感到绝望，商业消费的巨大能量战胜了传统的身份地位标准，人们的社会地位再也不能通过服饰便一目了然，“对奢华衣着的时尚追逐不断升级，(灭了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士绅和平民之间以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线”。在陈尧看来，这些穿着不合规矩的平民百姓，破坏了社会道德准则。

统治者并不愿意看到这种违反身份地位界限的衣着风气。崇祯皇帝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表现，曾下令北京的巡捕逮捕那些身着“奇装异服”的民家女子，但在时尚的潮流面前，这样的逆行最终未能成功。

除了衣着，古董、字画是明朝人追逐时尚的另一表现。由于这些东西比较贵重，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追逐的人群相对要小一些。在明朝前期，古董、字画只在极少数精英人物之间流传，象征着主人独到的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但到了后来，它们就成为有钱人追求文化时尚的奢侈消费品，是他们进阶上层社会生活的通行证之一。

糯米北运成为馈赠佳品

明朝政府最关心的商品显然不是与时尚有关的这些衣物、古董、字画，而是粮食。卜正民说，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从事粮食贸易可以挣钱，而是因为粮食歉收会危及政权的稳定和安全。洪武皇帝登基后的第一年，就下令全国所有的县都建4座“预备仓”，储存粮食，若碰到荒年便可直接开仓赈济。除此之外，预备仓还可以通过向市场投放粮食的方式抑制粮价上涨。

到了明朝中后期，预备仓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粮食紧缺的状况出现时，政府会鼓励商人从其他粮价低廉的地区籴进粮食，比如苏州，整座城市粮食供应的商品粮市场完全由商人支撑。

彼时的现任官员已经相当适应这种粮食商业状态，粮食短缺问题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受到重视，一些备荒粮仓也遭到废弃。这遭到了一些退休老干部的不满，浙江桐乡的李乐曾是万历年间的一位官员，他在其70岁生日的时候，对当前的粮食问题痛心疾首，抱怨无能的地方官员在备荒上碌碌无为，只会在灾荒时号召地方富人提供救济。

在北方，粮食问题显得尤其重要，由于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可供调节的余粮相对南方要少，而南粮北运的成本又太高。当时直隶的粮食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山东，被称作“东米”。我们今天所常见的糯米，在那时的北方却通常作为馈赠礼品出现，因为它来自南方，价格高昂，普通老百姓无法日常消费。

商业在明朝社会的运转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山西晋商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据卜正民分析，山西人以善于经商享誉全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无法待在家里像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靠耕种土地为生，他们不得不走上商贩的道路，寻找更赚钱的买卖。

江南一带的商业繁华则得益于物产富庶和交通发达。扬州地处江淮要冲，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南京则已经形成类似的区域市场，而且全天开放，比如买鱼和蔬菜，要到洪武门的新桥市场，买衣料、茶、盐等日用品就到清凉门外的市场，买木炭则要到金川门外的龙江市。

卜正民曾说，明朝是他最喜欢的时期之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的城市商业社会，财富为这里的人带来快乐，而这一快乐也触发了很多困惑。这些困惑在后来的现代社会中再度出现，比如我们对时尚的追逐、对商业和道德的排斥与亲近、对社会秩序颠覆的不解等。

回望明朝，我们会找到一些熟悉的影子，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些肤浅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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