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然而我未能像两个哥哥那样幸运,走进象牙塔。因为父亲的身份,我被动员到来宾维都农场,开始了9年的知青岁月。
时逢“文革”,我被戴上各种“帽子”承受批判,被罚去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我曾抱怨,却又无可奈何。有一段时间我被罚去放牛,这段与牛朝夕相处的“牛倌”岁月虽艰苦,但是我得以近距离地“读”了一把牛。牛是一种群体意识很强的动物,成员间相互关爱、护卫,自觉履行在群体中所担任的角色的职责,面对外来威胁时奋勇抗击、决不退缩。
“老牛”的这种精神让我从此对它们刮目相看,甚至钦佩。
从此我把自己当作一头牛,不再怨天尤 人,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把干苦活当成学习锻炼的机会,我学会了育秧 、犁田、开手扶拖拉机等,可谓下得了水田,修得了农具的“全能型”人才,我用我的努力让别人心服口服。
有段时间,我们场部住进一支国家测绘队小分队,我收工后,便去看他们调校仪器、培训新手,边看边听记下测绘知识,见缝插针向老师求教。他们看我恭敬有礼、勤学好问,便收我为徒,还让我晚上和周日到他们住所学习判读航测照片等知识。也许我有测绘的天赋加上过去练习射击养成的敏锐素养,技术员们对我这个编外学生关照有加,没多久竟能通过他们的考试。这些学习,为我的将来打下了基础。
1972年底,因机构改革,原隶属于广西林业厅管辖的维都林场转给柳州地区林业局管辖,又逢全国林业普查,急需一批有测量绘图知识的技术人员。我的资料被当时一位林业局领导看到,他直接点名要招我。但是林场方面囿于成见,依旧拿我的家庭出身说事,不愿放人。那位领导知人善用,坚持用我。当年12月25日,我背上行囊到柳州地区林业局报道,从此告别了林场知青生涯。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就像父亲当年在任何环境下,坚持原则,坚持自己的处世之道,终于迎来了公正的界定。去年,已经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的小女儿,考上了清华大学博士。正当她犹豫不决时,我支持她到清华求学,鼓励她坚定信念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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