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蜕变 □覃寿娟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下我出生的小山村——象州县象州镇沙兰村。沙兰村距县城仅五公里，依山傍水，花红树绿，若是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沙兰村，应是个世外桃源。可只有在桃源中生活过，才知道生活有多艰辛。

山村的清晨，始于鸡鸣狗吠。天空尚未放亮，村庄上空已是炊烟袅袅，捣衣声，舀水声，牛哞声，猪叫声，打破了山村的平静。大人要在生产队长的出工哨声之前，把家事安排妥当。这是山村的日常，也是我们家生活的日常。

当年母亲是被下放到村里的，父亲并没有跟着下来，我们三兄妹跟着母亲生活，母亲自然辛苦许多。当母亲上工，两个哥哥去上学后，我才起床，吃了两碗稀饭后，我便像疯丫头一样，在村里四处游荡。村里没有幼儿园，如我般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子，聚在一起玩累之后，几乎都会去找吃的东西。一个月才吃上一餐肉，口粮不够，常常吃玉米粒、三角麦充饥。嫩芽、花苞、野果，就是发霉的甘蔗种，我们也吃。缺衣少食的年代，谁家的孩子不是馋猫！

村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夯的墙，条件好点的，有瓦片盖着，条件不好的，只能盖茅草。我家是瓦房，隔壁邻居家盖的是茅草。在我记忆中，邻居家挺凄惨的，男主人老婆死了，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孩子，一只手还只剩一小截，据说是参加国民党军队打仗致残的。他家几乎家徒四壁，白天的采光就靠屋顶茅草中镶嵌的两块玻璃，晚上，挂在梁上的灯暗淡得人脸都差一点辨不出。风吹雨淋，草容易腐烂，每年的秋冬之际，他家都要加盖草片，男人就用残存的手臂挟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草片，艰难地往上挪……以致于我后来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常常想起这个画面。

七岁，我到了上学年龄。村里有学校，但教室不够，晒谷场边生产队的工具房就充当了临时教室，一、二年级是复式班，我们上课，大人收放工具哗哗响，实在让人难静心。

八岁时我家搬到了县城，我在县城读了书。几年后，母亲因病去世，家就散了，寄宿在学校的我，假期只能回沙兰村的舅舅家。

那时已经实行分田到户，但没有农业机械，全靠人们的一双手从土里刨食。特别是暑期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天微亮，大人小孩就得往田地赶。最辛苦的莫过于中午时分，上烤下蒸，人的头发衣服全湿透了，几乎要中暑。天黑收工，简单地吃了晚饭，大家仍是不得歇，得把当天割下的稻谷用牛拉石轱辘脱了粒才能睡。那日子，是恨不得一日掰作两日过。

接下来，人们还要收花生，剥蔗叶，秋收柴草，冬砍蔗……农活仿佛永远做不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后来舅舅也把家搬到了县城，我师范毕业工作后，也鲜有回村。清明节，偶尔也回去祭拜祖先。

随着岁月的流逝，乡亲们的生活有了新变化，村里人不再是仅仅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青年人开始进城打工做生意，家庭挣钱实现多点开花。大家不仅是吃饱了肚子，鸡鸭鱼肉也能敞开吃，“月食一餐肉”的日子已不再。村子到县城的砂石路，变成平坦的柏油路。人们陆续建起新楼房。学校新楼成了村子里最漂亮的建筑，孩子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读书。当然，幼儿园也有了。种地有政府补贴，农活机械耕作，人们的劳动就变得容易了许多。村子后山的石林也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名曰石巷迷宫。有村民在山前种上美丽的桃花，办起了农家乐。自来水引进了家家户户，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前。道路的改善，村子里买小车的人也多起来。富裕起来的村民，对孩子的教育也特别重视，原来村里鲜有的大学生，如今已变得稀松平常。前几年，有个胡姓人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小山村轰动一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富民强不再是梦想。沙兰村的蜕变，正是这巨大变化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祖国的强盛如大海，那么一个个小山村蜕变就是一股股细流，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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