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

我们姐弟七人是在多位母亲的辛苦操劳下长大的。

过去我们的亲生母亲家里很穷,老爷带全家六口人闯关东,结果只有被卖到莱芜做童养媳的母亲活下来,其余的全病死在关东。一九四零年母亲从莱芜跑出来参加了革命。母亲很爱我们,但繁忙的工作使她无法照顾我们。建国初期我们七人分别住在托儿所、或者保姆家里,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母亲。直到我很大了,才与母亲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并从一件件生活小事中屡屡感受到母爱的真挚和伟大,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品味到母亲对我们的爱是发自骨血。所以母亲去世后我写了多篇回忆母亲的文章见诸报刊。

第二个被我称为母亲的人姓寇,她是胶和县机关托儿所的一个保育员。听母亲说在我刚满一岁时,大弟出生,刚出月子的母亲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外出执行任务,恰在这时我病得奄奄一息,那个照看我的人怕负责任向母亲交差了。母亲只好将我送往胶和县机关托儿所,见我昏迷不醒那样子,托儿所坚决不收。(那时孩子是常年住在所内)没法子,母亲写了保证书、签了合同,大致内容是:因为送来的是病危的孩子,倘若这孩子病死决不埋怨等等。母亲走后托儿所指定一个专人看护我,这个人就是寇阿姨。寇阿姨脾气特好,工作又极认真负责。她天天抱着我求医问药,不厌其烦地喂水、喂药、喂饭,没有半点疏忽。我那时身体很衰弱,不爱吃饭,就爱哭,且哭起来没完没了。为此别的阿姨都非常厌烦我,可寇阿姨总是母亲般地护着我。为了让我吃饭寇阿姨千方百计地哄,只要我多吃一口,她就高兴得像打了胜仗。就这样一个频临死亡的孩子在寇阿姨的精心呵护下,转危为安。那时我视寇阿姨为母亲,直到上学才离开托儿所。

第三个抚养我们的母亲姓迟,她是胶东人。她十九岁出嫁,二十一岁守寡,她把一岁的儿子寄养到娘家,就到我们家担起了照顾我们姐弟七人的重担,一住十几年。迟姨是个能工巧匠,她做的饭是那么有滋有味。我们的住处离海很近,迟姨经常买些虾婆上锅一煮,一个虾婆足有半尺长,又香又鲜又嫩,盛上一小盆,让我们围着美美地吃个够。她还常买些鲜贝剥出肉来做成鸡子汤,浇到她檊的又软又细的面条上,让人吃起来觉得香胃醉脾,那味道直到现在仍让人难以忘怀。我们那时很少买衣服穿,全是迟姨扯了布一一给我们缝。她给我们做的衣服,针脚细密,式样新颖,在同龄的孩子中是令人羡慕的。迟姨离开几年以后,我们的箱子里还有她纳下的鞋底和做下的鞋。迟姨不仅在生活上对我们照顾得细致周到,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言行和大量生动有趣的的故事,纠正了我们的许多恶习,让我们懂得应该怎样做人。母亲经常感慨地说:“很难找到像迟姨那样的人,我虽然是你们的母亲,可那时真正尽母亲职责的却是迟姨。

迟姨的儿子长大了,非要把她叫回家,她含泪离开了我们。接替迟姨的是妈妈的表妹,她叫邓月英,我们称她姨妈。姨妈是在生活困难时期来到我们家的。那时我们姐弟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吃起饭来没个饱,而当时粮食奇缺,为了填饱肚子只能补充大量的糠菜。妈妈的工作依旧是忙,操劳我们衣食的重担几乎全落在姨妈的肩上。为了让我们吃饱,春天姨妈外出拔野菜,回到家就一遍一遍地淘洗,将淘洗好的野菜稍掺点粮食蒸菜团子。夏秋两季姨妈除了拔野菜还兼采些野草种子和野绿豆籽,把野草种子掺点粮食推煎饼,把野绿豆籽磨成粉掺到面里勉强檊成又粗又短的面条。每顿饭我们每人要吃五、六个煎饼,姨妈坐在鏊子前摊半天,才够我们吃一顿。那时尽管吃糠咽菜,我们每顿饭都能吃饱,可姨妈却不然,她总是先让我们吃,然后剩下多少吃多少,有时饭不够了她就以吃野菜为主。有一次不知吃了哪种有毒的野菜,姨妈全身都肿了起来,脸肿的比先前大了一倍,胳膊和腿都肿的很粗,好多地方都化了脓。尽管妈妈千方百计地请大夫给姨妈治,可最后姨妈的脸上和胳膊上还是留下了许多疤痕。

前三位母亲都去世了,姨妈今年八十四岁,儿子是公务员,女儿是园林师,孙子、外孙都大学毕业了,她到了应该享清福的时候了。可是她还闲不住,在自家门前种了好多菜,我们去看她时,桌上吃她种的菜,走时包里还要带上她种的菜。我们见到她就像见到了母亲。

在母亲节到来的前夕,我想用这篇小文来感恩我们的几位母亲。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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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杰简历

雷杰女，1962年6月生，山东莱芜人，汉族，1984年4月参加工作，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程度在职大学，法律硕士，现任济南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省十次党代会代表，市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市十六届人大...

莱芜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莱芜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