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老家那一带农村川山地区的生活光景依然非常艰难。整个农村地区继续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如枷锁般禁锢着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热情。在那种落后、单一、毫无效率的集体生产机制的严重束缚下,家家户户每年从农业社分得的粮食,远远解决不了一家人一年的温饱。那时候,分田单干的好政策还远远没有到来。饥饿像一股瘟疫弥漫着整个农村地区,很少见到像今天这么多肥胖的孩子和大人,所有的孩子都干瘦、黢黑、无精打采。
那时候要是谁家劳力少、孩子多,一年的日子就不好过。劳力少的家庭一年下来,参加集体劳动挣的工分就少,分得的粮食自然就少。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劳力少,吃饭人口多的家庭。一家五口人,劳力只有父亲一人。大哥那时在村小学当代课教师,每月的工资十元。一年下来,他那极度有限工资收入实在解决不了家里的困难。
二哥年龄尚达不到在队里劳动,他央求父亲去给队长说情,让他早点开始参加劳动,以帮助家里挣工分。可是队长来我们家看见二哥那单薄的身体后,拒绝了父亲的请求。无奈,自动放弃读书的二哥就只好在家伺候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那时候,母亲的病是我们一家人最大的心事。父亲常常抽时间带她去城里找大夫看病。每次去看病,父亲总要从别人家里借钱。我们那时实在拿不出给母亲看病的药费。那时候一年下来,我们家最大的收入就是大哥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和院子里三棵老冬果树上的果子。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她参加不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但是她却经常拖着病恹恹的身体给一家人做饭洗衣扫地喂狗。这些做不完的家务活,也时常累得她常常在半夜里被腰腿病复发后疼得悄悄打滚。她怕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休息不好,咬着牙,始终不吭一声。这些事被二哥知道后,他背着父母再次跑到生产队长跟前求情。二哥说:“我们家里分到的粮食太少了,母亲的病又需要花不少钱。”队长看着这个孩子恳求的目光,考虑到我母亲的病情,就破例同意当时还不到十五岁的二哥在队里参加劳动,但是同时明确表态只能给二哥记大人一半的工分。二哥说:“怎么都成。只要让我劳动,再少给也成。”
二哥被允许在队里劳动的消息,让我们全家高兴了好几天,这样可以给家里减轻很大的口粮负担。就这样,我们渴望着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到了年底,那入不敷出的收入总是让我们很难从父亲那瘦高的面容上看到太多的笑容。
有一年临近春节的一天,父亲让大哥抽空去城里把家里放了一个冬天的果子卖掉,他想用这些钱去给母亲看病。父亲说年年都是自己去卖,从今年开始,这些事他想交给大哥去完成。
大哥爽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到了星期六下午,他找了两个背篼,我们帮他用旧报纸把两个背篼的内壁衬好以防把果子划伤,然后把果子一个个严严实实地装满。再把报纸盖在背篼的口上,用绳子包扎好,最后把两个背篼绑在一起,分别挂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把车子推到大门道里停好。为了防止果子夜里受冻,他把自己的那件破大衣和一条不再使用的旧毡盖在了上面。
第二天早上,公鸡叫鸣的时候,大哥早早起来,匆忙吃上点馍馍,推上车子,借着微弱的月光向城里出发了。那时候,我们家到城里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石子土路,不要说步行,就是骑自行车也要用一两个小时。大哥的身体那时也很单薄。车子载有近两百斤的果子,骑着走是绝不可能的,一路必须缓慢推着前行,走一阵子后,还得在路旁休息一会才行。大约行走三个小时后,天快亮时,就来到了城东门。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还没有到来,城市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市场。八坊一代的果子贩子们都很机灵,他们也是早早来到这些农村人来的地方等候。他们知道农村来的人都很忙,一般没有时间在城市里花时间零售,大多数都急忙转手卖给了城里人。在早市上一卖,骑上车马不停蹄地回家了,争取得上生产队半天的劳动分。
大哥的第一次进城售果行动还算顺利。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他把所得收入一分不差地交给了父亲。父亲轻轻说了一句“老大有出息了”,眼里似乎滑过一汪泪水。可是,父亲哪里想到,这一次大哥进城售果不但实现了我们家一项重大任务的历史性转移,更让他老人家吃惊的是,自己的孩子竟然通过这次买卖,发现了一条给家里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大哥说,他把我们家的果子卖完后,好像一下子产生了一股贩卖果子的瘾。他告诉父亲,他想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别人家买一些果子到城里去贩卖。父亲担心地说:“这不好吧,人家会说我们是倒卖分子。”
大哥说:“这就你别管了,我就说是帮助亲戚卖果子。更何况都是在大半夜里出售,谁还那么早来管你?”父亲算是默许了。
紧接着,大哥开始盘算后面几个星期天的生意计划。每天放学回来,匆匆吃点东西,就骑着自行车跑到我们村子周边几个村庄去寻找储存果子的农家。他已经进了一次城,有了一次卖果子的经验,价格行情都知道了好多,什么样的果子卖什么样的价,他已经心里有数。只要看上谁家的果子好,哪怕只有一分钱的利润他也愿意买人家的果子。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谈好价钱,付了定金后,等待星期六的到来。
星期六下午,他一回家,就到已说好的农家里装果子。果子全都装好,过秤,给对方付完现金,把自行车推到家里时,已快到半夜了,大哥这才吃饭,休息。第二天,他又早早出发去城里出售。在我的记忆中,每一个星期天的晚饭时间,大哥总是喜滋滋地给父亲汇报当天贩卖果子的收入。
“今天运气真好。我刚到东门就被一个八坊人买走了,果子钱刚拿到手,就来了一群气势汹汹的市管会干部,说要没收果贩子的果子,一看来者不善,我掉头骑上车子跑了!给!这是今天的纯利润五元三毛!”
“这么多!”父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用颤抖的双手从大哥手里接过了那沉甸甸的五元多人民币。父亲说:“我们一家人一年下来,为了卖钱,三棵树上的果子一个都舍不得吃。可是,那三棵冬果树的果子最多也只能卖40元钱啊!你跑一趟临夏,贩果子就能挣五元。这样好的生意谁能想得到?还是老大有办法。好!就这样多贩卖几次,我们家的穷光景我不信好不起来,我们再也不愁给你母亲看病了。”父亲的声音突然坚定起来。他那消瘦的脸庞上罕见地出现了一连串笑容。一生一世,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在1975年冬天那晚,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时给我们露出的笑容。
可能是水土的原因,我的家乡最适合栽植冬果梨。冬果与别的水果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储存很长时间。秋天摘下来马上出售,一般卖不上好价格。果农摘了后,都喜欢放在地窖里,等待春节的到来。春节前后是一年当中出售冬果的黄金时段。一到这时,甘南、兰州、定西甚至更远的果贩子会簇拥着来临夏购买个大、味甜、容易装运的冬果梨。
经过一个冬天数十次跑临夏贩卖冬果,大哥的经验越来越多了,把握也越来越大。他嫌用自行车贩卖果子每次的运输量太小。每次的利润最多也就是六七元的。于是他思谋着找一个更大一点的运载工具。
有一天,他告诉父亲,他想用家里的架子车装一车冬果梨去卖。父亲说:“架子车那么重,你怎么才能拉到城里去啊?”大哥说他有办法。他说他要去借生产队里犁地的那头黑白花牛,给队里交点钱,队长会同意的。听了他的话,父亲半信半疑。到了下午,大哥果然借来了生产队里的那头大黑白花牛。他说队长同意了,说好一天的费用是五元。
大哥风风火火带上放学回来的我,牵上牛,拉上架子车,朝一个叫韩家沟的邻村跑去。我们的车子一进村子,好几家农户的主人一前一后匆匆跑来了。他们是大哥之前约好的出售果子的人。大哥在他们的帮助下把两个很大很结实的背篼口子朝里平放在架子车的一前一后。前面的背篼下面担上一块木板。后面的背篼后面穿上绳子结实捆绑在车板上。然后把每家每户的冬果细细称量后全部装在了架子车上,总共装了1300斤。大哥把各个农户的果子钱付清。我们把牛套在架子车的前面,我在前面牵着牛,大哥右肩膀上套了拉绳,双手扶着架子车的栏杆,我们便开始回家了。
睡觉前大哥说:“明天你就别睡懒觉了。咱哥俩一起去城里卖果子。只要卖了好价钱,哥给你买一碗香死你的打卤面。”听到打卤面的诱惑,躺在土炕上,在微弱的煤油灯的光影里,我眨巴着眼睛,望着用旧报纸糊起来的屋顶。不知怎么,突然那报纸上的一大块图案瞬间变成了一碗打卤面。还冒着热气呢!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大哥叫我快起来,说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从后院牵出牛,把牛套在车辕前面,我们两个人踩着灰暗的月色,沿着那条蜿蜒的村道离开了家门。
坑坑洼洼的约二十公里的路,我们的牛拉车整整在月色下走了三个半小时。当城乡结合部所有的建筑和田野里尚未融化的皑皑积雪都逐渐看清的时候,我们的牛车终于停在了城东门。就在我们准备和几个水果贩谈价钱的时候,几个胳膊上带着红袖章的人来到了我们的车子旁边。
“这卖的什么?是不是冬果梨?全没收了。走!拉到市管会。”一个干部很凶,口吐白沫,指着大哥说。
大哥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终于他鼓起勇气开始和他们交涉起来。我只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这些都是自己家里的果子,我们没有投机倒把。”说了好几个来回的样子。
到了最后,他们说,既然是自己的果子,就不没收了。但是一定要交罚款。终于,我们哥俩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等我们把全部冬果梨成交完以后,从大哥手里要去了五元罚款。
大哥说:“今天的市场不好,我们赚到的差价就只有一分八厘钱。最后赚了二十四元三毛。被他们罚去五元后,现在只剩了十九元三毛。这样吧,咱俩各吃一碗一毛五的米饭好吗?那打卤面也太贵了,一碗都七毛钱呢!这剩下的十九元交给父亲。因为给生产队还要交五元的用牛费,最后不就只剩下十四元吗?”
我一听渴望了好长时间的打卤面再也吃不上了,感到无限的遗憾。但是我还是很理解地告诉大哥,吃什么都可以。
一碗热腾腾的大米甜饭下肚后,两个人几乎冻僵的身子仿佛才有了元气,一下子来了精神。回来的路上,大哥干脆把卖完果子的空车套在牛背上,他自己吊腿坐在架子车的前面,俨然像一个车夫,顺手拾起半截草绳摔打着牛背。我坐在后面,就这样悠哉悠哉地在晌午之前回到了家。
这笔大买卖做成后的第二天,父亲再也没有去别人家借钱,用大哥卖冬果梨挣的钱带着母亲去城里看病。从此,我们这个近乎赤贫的农家终于看见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几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幸运地迎来了今天这个国富民强的时代,和四十年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比,一切都是天壤之别。我们确实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有时候,一想起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两位双亲,还有我英年早逝的二哥,泪水禁不住溢满眼眶。他们在那个一切都短缺的年代里经受了太多的苦难。
哦!大哥的牛拉车,我历尽了太多磨难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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