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饱到吃文化

2007年，兰州牛肉面售价为一碗2.5元。

随着餐饮服务日趋多元化，餐厅已不只是吃饭的地方，也是大众休闲、娱乐的好所在。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亚蓓摄

本报记者苏海琴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需求。

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餐桌上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从吃不饱到吃饱，再到吃出健康、吃出品味、吃出文化。舌尖上的变化，见证了一个家庭一代人的生活变迁，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红利。

无票寸步难行

6月9日，阳光明媚，一对新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走向幸福美满的婚姻殿堂。

婚宴结束时，李秀娥老人从衣兜里掏出两个塑料袋，把饭桌上吃剩的鸡肉、鸭肉和虾装进白色的袋子，把包子、馒头等一些主食装进另一个袋子。之后，她又向服务员要来两个饭盒，打包其余的剩饭剩菜。

“倒掉怪可惜的，拿回去够我吃两三顿了。”李秀娥说，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由于食品、物资匮乏，大伙都吃大锅饭，白萝卜面糊汤是一日三餐中的主要饭食，偶尔也会根据人头发放玉米面发糕，“一块发糕全家人切开吃，也只能是尝尝而已，根本吃不饱。”

围绕“吃”，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多半都是苦涩的。李秀娥告诉记者，分产到户之后，社员虽然不再到社里吃“大锅饭”，可以在家做饭了，但家里没有食材，只能用野菜、杂粮充饥。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一个月还可以吃上一两次高粱面，可高粱性热，吃多了就会出现便秘。后来国家发放有救济粮，根据人头分配给社员，有高粱、红薯、豌豆面，也是在那个时候，她自己才第一次尝到了红薯的香甜。

“不是有粮票吗？”“有，但粮票只给干部和工人发，农村社员没有。要想购买粮食还得想办法搞到粮票。”提起粮票，李秀娥直言，在实行计划经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当时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并且都是限量供应，“真的是有票走遍天下，无票寸步难行。”在李的记忆里，有一次她来省城办事，由于身上没有粮票，被餐馆老板拒之门外，只好饿着肚子回家。

“那个年代，物品并不丰富，各种商品凭票供应，并到指定的门市部排队购买。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清贫，大多数老百姓的饭菜基本上是以粗粮、白菜、萝卜为主，购买商品每人有定量，如果不节省着吃，还有断顿的时候。由于食品、物资匮乏，各类面额的票证承载着全家人的全部生机，即便手中有票，也得精打细算过日子。”李秀娥说，逢年过节，拥挤嘈杂排着长队购物的“长蛇阵”是供应点的一大景观，为了买到食物，大伙经常天不亮就去排队，晚了就买不上了，往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年过60岁的沈建强说，从他记事起，用“太穷”“太苦”来描述当时的境况一点都不夸张。家家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什么便宜吃什么，红薯和豆渣很吃香，豆渣蒸馒头，红薯蒸着吃，“到现在我吃红薯胃里就反酸。”

“想吃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的日子在40年前想都不敢想。” 抚今追昔，兰州市民陈小亮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记得她童年的时候，左邻右舍各家的日子过得都挺不容易，尤其像他们这样家里男孩子多的家庭，孩子饭量大，月底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父母经常会在胳膊下边“夹”个碗去村上挨家挨户敲门“借粮”，等家里有粮食了再还给人家，有时还得多还些，不然下次不好借。就这样，有时走好几家还都借不到粮食。

“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亲戚，到饭点了，奶奶让我妈进厨房给客人做饭，当时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只有一大缸凉水，母亲只好一直‘吧嗒吧嗒\’拉着没有生火的风箱，直到客人走饭都没办法上桌。”陈小亮说，由于亲戚不知实情，便生气地离开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商品经济逐渐繁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老百姓的菜篮子也越来越丰富，吃饭已经不是问题了，玉米面、红薯面条稀饭和窝窝头成为多数人一日三餐的主食。然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解决了温饱。（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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