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文坛四君子四个首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四个农民作家诗人的文学人生

农民诗人任国一（左二）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与李云鹏（右一）、何来（左一）等合影

几个农民作家、诗人向新时期文学打开心扉，欣喜地拥抱，拥抱中学习，学习中进步，进步中困惑。各种文学主义交替“嬗变”，变得离劳动人民愈来愈远了；于是，他们在困惑中觉悟：“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场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是回到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从小说到儿童文学到童话，金吉泰做出了智者的选择。

八十年代一个短篇就能激动全国文坛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金吉泰困惑了：是文学迷路了，还是自己落后了？心想，农民永远是头顶太阳脚踩地、 以食为天的一族，既然文学已不很关注农民的人生信条，写农民不像农民，农民既不认识，也不喜欢，而自己又赶不上新潮，笔法也老旧，还能成多大气候。于是他移情儿童文学和童话。还在1972年，他写了童话小说《尕羊羔登山》，以尕羊羔“上山不思下山路”的故事，喻示儿童要学会人生进退。金吉泰把中国农民的仁厚、勤劳、智慧和尊老爱幼、见义勇为这些传统美德，融入灵禽智兽、天地奇观的形象、物象中，给小读者展现出明亮健康的精神世界。十余年下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金吉泰成绩斐然。我有一个小统计：截至目前，他在北京《儿童文学》发表童话十一篇，上海《童话报》头版头条发表童话五篇；已结集出版的作品有：童话集《小毛驴出国》、《戴金戒指的小猴子》、《田园童话》，全国多种少儿读物的“宝典”、“选本”也频频收入他的作品。大都市的少儿报刊喜欢金吉泰“山药蛋”味的童话，是很有智见的。而作为小说作家的金吉泰，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醉瓜王》后，又涉笔随笔、小品，在《甘肃农民报》开专栏，受聘《兰州晚报》编副刊，活跃于陇上文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从政、从教、从农者皆有，不愿老父再奔波于兰榆道上“文化打工”，但金吉泰并未坐享清福。他在兰州市、榆中县政协、文联都有兼职，经常受邀做一些文史钩沉、遗址考证的事情，并缀而为文，发表于“文史资料”一类的书刊，还出版了一本《百人轶事趣闻录》。现在的金吉泰“谈笑有老农，往来多文人”，连“金吉泰作品讨论会”和兰州市作协纪念《讲话》的座谈会也开在他的庭院里。

我长金吉泰两岁，多年来他、我以“老杨”、“金爷子”互称（“爷子”是兰州地方对“乡贤”等有德望者的尊称）。金爷子是一个重谊的人，对省、市新闻界的老领导、老编辑黄应寿、杨重琦、秦川牛、吴辰旭、刘玉、许维、延风等扶植过工农作者的同志一一采访，列入他的《百人轶事》集。大前年他带了一些枣来兰州分送给几个老友，我将那一捧红珠，贮存在冰箱里两月有余，因是天然之物，竟自酿出淡淡的酒香来。

走自己的路，任国一才华未展身先逝，是一位令人悲怆的农民诗人。  

任国一没有达到自己的诗歌高点，农民兄弟们为此扼腕。他家地少人多，生活压力大。1974年，我和编辑部李云鹏同志为恳谈任国一“招干”事，专程去拜访当时的县委书记，时在定西地委工作的何来等同志也做过努力，但因政策所限，都未能如愿，直到八十年代初他才被县志编委会聘为编辑。三个农民诗人唯他读完了初中，他勤奋好学，在渭源县是个有文化的农民知识分子。记得1974年和他同游灞陵桥，他讲述“渭河第一桥”的历史，讲桥上旧有的左宗棠、孙中山、于右任、蒋介石、杨虎城、孙科等人的匾额，如数家珍（那些匾额后来都恢复了旧貌）。我离任《飞天》主编后，八十年代末，李云鹏同志安排，我们一起去任国一家中看望他，深感他劳作无力。后院一个大园子，荒秽未理，几株梨树也欠剪修，叶茂果稀；耕种的是些旱塬坡地，还想读书，还想写诗，力不从心。记得1984年，我和李禾等同志在陇西县办小说笔会，特地差人去渭源给他请假。他来了，对我说，小说笔会叫他来，是老师们照顾他改善一下生活，但现在有了固定工资，还种了些党参，“家里人”还在街面上摆了个浆水面摊，生活已过得去了，老师们再不要牵心温饱了。过了几天，他留下一篇散文一封信，搭早班车回渭源了。其人其性，好强、率真，是业余作者中不忌惮红着脸和编辑争论高下的人物。披阅他留世的作品，一首状写他“盲流”的诗使我心酸。“脚跟紧贴着墙根，躲避四个兜的人，拉低草帽遮住面容；不是我羞愧见乡亲，自古讨饭不是罪行。我恐惧，我担惊，给红彤彤的太阳下留一个黑影。”诗如其人者，国一见真。

走自己的路，张国宏走得欢快、坚实，立志要从民歌和乐府诗两峰之间寻一条自己的路。

新时期之门刚刚开启，张国宏就捷先跨进，带领群众办小水电，不久接任村支书，春风得意，不似任国一有一份“破帽遮颜”的沉重。玫瑰川，桃花雨，国宏的诗写得春风扑面。一曲曲山乡唢呐，一幅幅农家窗花，都以农村新变革的见证出现在他的诗中。诗的形式越来越舒展，民歌体、自由体交相应用，颇为得手。我为他的诗集《桃花雨》写序时，还曾担心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歌新潮中他的艺术追求失准，把山乡农家女写成摩登女郎。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八十年代后期，他开始向古典诗词靠拢，这可能和他的民歌情结有关。他的长诗《金红英》就是用严整的五言句式写成的。“药箱盛灵芝，银针送瘟神”，这些诗句已得乐府笔意。加上他的刻苦用功，古体诗已写得颇有韵致了。

八十年代中期，张国宏又谋划筹办了一个小石膏厂，产品远销大江南北。他一边推销产品，一边讨债，一边写诗；拜曲阜，登庐山，往祭屈原投江处，拜谒陶渊明故居，眼界开阔了，创作日丰。第一本诗集《桃花雨》出版后，又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国宏山水诗选》等三本诗集问世。生活也直奔小康的张国宏，自不忘生活寒迫的年月，《飞天》朋友们戏言要他“杀只羊吃一顿”的往事。1985年，我和从省政府下放永登多年、又凭写小说走进编辑行列的李禾、黎明赶车悄行永登，往访张国宏，不是去吃羊，而是去看他珍藏的《飞天》前身各个时期的刊物版本。编辑部经“文革”浩劫，所有资料已荡然无存，我们经常派人到张国宏处借阅。到达国宏家中时，他已将一只大公鸡缚在院墙角里，沏茶后匆匆出门。俄而牵来一只毛色洁白的羯羊，说是从村后嵬草坡捉来的自养羊，一个年轻人带着刀具，看阵势真的是要杀羊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对“《飞天》主编带着编辑到农民作者家里吃了一只羊”的观感，还是有些忌惮。我力劝张国宏：“一碗手擀长面足矣！”归来后，我以五言句式记述此行赠国宏：“造访小山村，国宏欲宰牲。我解鸡羊缚，一一都放生。瓜棚豆架下，园蔬列八珍。谈诗日近午，墙头闻鸡鸣。”翌年五月，国宏力邀《飞天》全体去永登赏玫瑰，大盘羊肉大盘鸡，快活了一天。

张国宏已是县里的名人。八十年代他当选县政协副主席，九十年代当选兰州市作协副主席，还有其他文化方面的兼职，给县里编丛书、扶植业余作者，很受人敬重。儿女们都在大中城市成家立业了，他仍据守着农村，自有一番心志。他说，锄把不能丢，一手握笔，一手握锄，心头才有活水；想学习用乐府形式写小叙事诗和长诗，对汉魏乐府名篇倒背如流，才能体会个中滋味。国宏悟性高，实践毛主席关于在民歌、旧体诗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示方面，他会有新的收获。

走自己的路，和李季赛过诗、为诗歌新意而赶山而苦行不息的，是怀着“苦荞情结”的刘志清。

对于朦胧诗，刘志清愿意接受，他从朦胧诗中领悟了“诗贵含蓄”的道理，形式上也学习民歌体以外的诗体，两三年里发表了二十多首自己的“现代诗”。“长堤秋深，夜色朦胧，我在朦胧的秋色里走走停停。历史在延伸，心事无所申，吸一锅烟吧，再看看路程……不想回首，且已回首，赤脚撞进岁月的河流。爹找不见，娘找不见，爹和娘早已过了山。”和民歌体的章句比，显见刘志清在求新、求变。《飞天》的一次笔会上，他谋篇炼句，旱烟吸了一锅又一锅，饭桌上也不见他。时几位作者和编辑部李云鹏、张书绅、何来、李老乡在座，记不清是谁伪托“刘志清的烦恼”说：“狼不吃的新诗潮，狗不咬的新诗潮，刚刚悟了些朦胧诗，朦胧诗已经过时了。”不过，《飞天》的诗人们有一个共识：诗乃心声，能感人就好，而感人的诗必是能读懂的诗。刘志清怎样写，都由自己去探索，像“旋黄旋割，白雨白河；哪片先黄，哪片先割；旋黄鸟啼晓金黄的六月，金黄的六月车载马驮”这样的篇章就很好，生活、艺术、传统，都能占一分。《飞天》主张的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群体大观。

我幸为编辑大半生，相识全国作家、诗人众矣，然篇幅之间海阔天空，多已相忘于江湖。唯和几个农民作者，友情随年深。古稀岁后，十分想去看望一次刘志清。2002年，几个离退休老编辑在几位老同志的支持下，筹划、募资，在兰州举办了一次《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刘志清应邀前来，他在会上发言，因时间限制未能尽意；我因要安排带领闻捷女儿赵咏梅去延安、米脂拜访她父亲生活过的地方和她母亲杜芳梅的出生地（这对革命夫妻“文革”中含冤逝于上海），因此和志清未能促膝长谈，心存遗憾。在延安原“新市场”的旧址，听老同志、剧作家程士荣、武玉笑说，当年这里的“诗墙”上，柯仲平、艾青等中国诗坛的巨匠们打过“擂台”，我不禁想起1958年兰州南关什字的“擂台”上，刘志清、张国宏们和李季、闻捷等甘肃诗人们赛诗的情景。那时，诗被李季、闻捷率众刊上报头，写上墙头，一首诗万人争读，那是延安革命文艺的遗风。 

当年被李季悉心扶植的刘志清时下怎样了？我读到他的一首《自嘲诗》：“月暗瓜垄夜暗川，老为人文开‘撞田\’。平沙淤泥苇林稀，汗滴凝珠鬓须残。”读后伤感不已。历史太丰富了，生活太多彩了，刘志清太辛苦了。我要告诉他，他比诗坛大家虽拙于诗，却拥有“田园”的富足，该歇歇脚了，吸锅烟吧；“垦诗田”量力而行，“人文”事少念为宜，大病初愈，健康第一。于是，2005年夏，陈德宏同志安排，我们和何来、马青山等《飞天》三代编辑七人行，长途驱车礼县大堡子山下去看望他。他家人说，自春种以后，他就早出晚归，住在“庵房”里。“庵房”是陇南人守田看瓜的“窝棚”，我们是由志清的长子领到窝棚前的。志清拄一根柳棍，站在窝棚前，眼望大田出神，竟没有发现我们走近。我大呼一声“志清”，他蓦然回首，惊讶之后，抛掉柳棍迎上前来，彼此相望，他显得老了。眼前的他，一身黑衣裤，即使夏天也不改秦人尚玄色的穿着习惯，只是映衬之下，头发显白了。坐在地埂上，面前铺开的是他的诗田：六亩多的一块地里，辣子、茄子、韭菜、萝卜，成畦成行，黄花、白花、紫花正在盛开；一片西瓜地里已结出翠玉小瓜，从秧里探出头来。更大片的是玉米和麦收后复种的苦荞。苦荞红茎绿叶，长势丰茂。刘志清有“苦荞情结”，“毛毛雨，割苦荞，四月梨花雨，五月种苦荞；梨花白时双蝶舞，荞麦熟时知谁苦，割不开的连山雾，唱不尽的老山谣。”受苦、吃苦、知苦的刘志清，是一个不忘以“苦”言志的农民诗人。

翌日，当我们从县城返回时，车行在一道山梁，远远望见西汉水河滩里一个躬身向大田的背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前唐人的《悯农》诗，由一个农民诗人践行其志，不是当代社会的一道人文风景吗？对于当代中国文坛，刘志清、金吉泰、张国宏、任国一们的意义，在于真实地写照了中国农民命运的转折，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生动地阐释着新中国农民的精神轨迹和心灵历史。请不要疏远这些农民的话题吧，也许它是对人民的大众的文学精神回归的一声呼唤。

(本文作者系原甘肃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飞天》杂志主编，作家、诗人。现为《飞天》顾问，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协名誉委员。)

注释：

1 、“表纸”：甘肃地方农民祀神祭祖时烧的一种黄纸，印有红色经文的称“往生钱”。

2、1958年，中国作协兰州分会成立，同年出刊文学月刊《红旗手》，李季任主编，闻捷、李秀峰任副主编，于辛田、曹杰为编辑部负责人。《红旗手》前身由前至后，依次为《甘肃文学》、《甘肃文艺》、《陇花》；1961年《红旗手》改刊为《甘肃文艺》，徐刚主持，杨文林为编辑部负责人（1979年任总编辑）。1981年《甘肃文艺》更名《飞天》至今，杨文林、李云鹏、陈德宏、马青山先后任主编（杨文林1957年10月转业至甘肃文联《陇花》任编辑）。1958年上半年《陇花》停刊，分别出刊了《红旗手》和归属省出版社领导的《工农文艺》，曲子贞、林草为负责人。

3、1958年，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单独建制，省文联和省文化局合署办公。1961年作协、文联合并，常书鸿任文联主席，徐刚主持日常工作；作协建制仍保留，主席仍为李季，副主席仍为闻捷、李秀峰，一直到1980年甘肃第二次文代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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