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平信”，德法兼济 诸葛亮这样“依法”治蜀

诸葛亮点击查看原图汲广运点击查看原图8月12日-14日，山东社科论坛——诸葛亮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研讨会在山东沂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山东沂南，就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历史、内涵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虽然看起来一个历史人物与当下的“法治”经验格格不入，但事实上，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古人之所以为人铭记并代代相传，就是因为其德行及思想伟大，并且可以指导当下的社会生活、为其提供良好的借鉴经验。记者窦昊

树立法律权威，“严刑峻法”定蜀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蜀科》《答法正书》等言行中。”临沂大学教授、临沂市历史学会会长汲广运说。

公元214年刘备取益州之后，即命诸葛亮负责制定法令。随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创制了《蜀科》。但遗憾的是，《蜀科》的具体律文已经亡佚，无法知道其准确内容。因此，想要了解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只能通过其留下的相关文章及正史记录来分析。在汲广运看来，诸葛亮所写的《答法正书》正是对其法治思想的很好阐释。

“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发现，刘焉刘璋父子两代治理蜀地滥施恩惠，导致蜀人失去对于法律和荣誉的敬畏之心，社会比较混乱。诸葛亮在制定法律时考虑到了这一层，所以《蜀科》相对来说比较严厉，而这势必会触犯到蜀地豪强的利益。”汲广运说。作为蜀地地方势力的代表者，法正便建议诸葛亮“缓刑弛禁”，让法律执行的别那么苛刻，并且以刘邦入咸阳的“约法三章”为先例来说事。

对此，诸葛亮作《答法正书》一文，对法正所提的“缓刑弛禁”做了批驳。“诸葛亮认为，刘邦的‘约法三章\’是因为暴秦的律法过于残酷，因此需要加以缓和。而蜀地的律法却是面临着废弛的局面，不加以整肃，就无法实现治理的目标。”汲广运说。

相对于过去宽松到几近形同虚设的法律，《蜀科》的制定执行显然是要重新树立法律的权威。按照《答法正书》的说法，诸葛亮认为过去蜀地的治理者不断给人以官位和赏赐，想以此来实施恩惠、笼络人心。但这样一来，官位和赏赐越多，人们越轻视这些东西。而进行整肃之后，恩惠实施的比原来少了，但含金量也随之提高，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官位和赏赐。同时，严苛的律法让人们违法的成本增加，这样就使得违法数量下降。

执法“严明平信”，让人信服

“诸葛亮执法具有‘严明平信\’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名誉副会长梁满仓说。

在他看来，首先是诸葛亮执法严格。“执法严格是相对刘璋父子而言。这种严格会如同烈火一般，看似猛烈却能让人自警，让人人不敢犯法。另一方面，严格执法就是掌握分寸，不殃及无辜。”梁满仓说。除去孟达的事例，诸葛亮还免除了被迫投敌的黄权的妻子的罪名。不仅如此，黄权的儿子黄崇还跟随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抵御敌军，最终战死在绵竹。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却诛杀了并未投敌的马谡。“如果只是因为打败仗，诸葛亮不会杀马谡。但关键是马谡因为违抗上级指挥才造成了失败，并且在战败后畏罪潜逃，这就不得不让诸葛亮不顾私情，诛杀了马谡。”

诸葛亮的执法不仅严格，而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梁满仓给记者举例说明：廖立本是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30岁不到就被提拔为长沙太守。诸葛亮曾经把庞统、廖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有匡扶汉室的才能。但是廖立恃才自傲，除了诸葛亮他谁都不放在眼里，于是他就常常在军中发牢骚，连刘备他都不满意，更别说关羽、向朗等人，以至于蜀国上下被廖立说得一钱不值。对此，诸葛亮不得不上表弹劾廖立，把他废为庶人。另一个诸葛亮实事求是处理的是李严。当初刘备临终托孤时，受命的就是诸葛亮和李严，可见其地位与能力之高。但是李严利欲熏心，当刘禅继位后，他劝诸葛亮效仿曹操称王。“李严这样做就是想借着抬高诸葛亮而抬高自己。如果诸葛亮这么做了，就是明显地模仿曹操逐退汉献帝，那么李严就可以让诸葛亮倒台并取而代之。所以说，这问题很严重，诸葛亮回信驳斥了他。但这还不算完，在诸葛亮北伐时，李严不仅要挟诸葛亮索要官爵，甚至因供应不上粮草而劝退北伐军。到头来却对刘禅说是诸葛亮的责任。”梁满仓说。虽然对此诸葛亮一定是愤恨的，但他并没有因个人好恶而严惩李严。相反，诸葛亮在展示了证据之后，只废李严为庶人，可谓仁至义尽。

梁满仓认为，诸葛亮法治思想还包括执法公平。仍以失街亭为例，在这起事件后，受处罚而诛杀的不只是马谡，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赵云、邓芝方面虽然在兵弱敌强的情况下不至于大败，但依然贬了赵云的官。诸葛亮自己则自贬三级。这正体现了诸葛亮执法的公平。

诸葛亮执法还非常讲信用。“诸葛亮北伐来到祁山时，司马懿率大军阻挡蜀军出山。诸葛亮手下当时有8万兵，而司马懿则带来了20多万的军队。”这时，正好遇到了军队的轮替，即军队中的一部分按照规定应该撤下前线回家休整，缺口由另一批从后方调上前线的士兵填补。“当时好多人劝诸葛亮说该临时留下这些该休整的士兵，等危机过去之后再休。但是诸葛亮没有同意，他仍然以定好的制度不能废止为由，坚持让该休整的士兵回家。”梁满仓说。这样注重信义的治理者怎能不让人信服，以至于当得知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后，被诸葛亮废为庶人的廖立和李严，一个失声痛哭，一个竟激愤忧而死。

德法并济为今人提供借鉴

梁满仓认为，诸葛亮之所以“严刑峻法”却依然把蜀国治理的在三国之中最好，就是因为其儒法融通的结果。“相比较文学作品中神化了的诸葛亮，史实中的诸葛亮更主要的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战略家。作为政治家，诸葛亮治理蜀国就是儒法融通的范例。”梁满仓说，“正是因为有了儒家的宽恕精神，所以诸葛亮运用的法家的方式并不是先秦那种残酷寡恩的，对于错误他原谅了不少，可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来办事。”

对此，山东省政府法律顾问、山东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于向阳表示，诸葛亮“德法并济”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实行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指出：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于向阳说，“这一重要论断既立足我国国情，又继承和创新发展了包括诸葛亮德法并济的法治思想在内的齐鲁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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