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访谈风格是一个开放系统——银雀文学奖评委汪惠仁谈银雀文学奖及其他

编者按：如何看待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也会终结吗？怎样看待评奖水平下滑现象？近日，围绕银雀文学奖及写作者关心的诸多问题，本报银雀副刊对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杂志主编、新百花散文书系总策划、银雀文学奖评委汪惠仁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银雀副刊：汪主编您好，首先感谢您再次接受临沂银雀文学奖评委会的邀请，担任“童星杯\\\"第二届临沂银雀文学奖评委。临沂作家大多质朴、勤奋，但也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地域或性格上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地域性”，您是怎么看的呢？

汪惠仁：可能在某些场合，我们刻意会强调“地域性”，我们为了某种能被人们感知到的“用”来强调它。毫无疑问“地域性”是构成我们认知上“差异感”“区别感”的重要元素，一提起地坛，我们会联想到北京——— 但当我们进一步联想到史铁生的时候，“地域性”恰恰不再占据原有的“用”的位置，由于“地域性”参与了新的意义建构而被人记起。这表明，作家在自己的文本系统建立之初，就应该明白，让“地域性”参与自己，而不是自己过头地参与“地域性”。

银雀副刊：您认为，对于作家而言，在创作过程中，是延续自己的创作风格、稳中求进，还是推倒从前、另立门户更好一些？

汪惠仁：关于风格，关于传统和个人才能，人们的谈论已经够多了。我想说，谈论这些话题需要把“天才”排除在外，“天才”也许可以做到不接受任何传统的召唤，而这对普通写作者几乎没有参照意义。可以构成能被识别的风格总是两股力量的融合：一股能被我们命名，而另一股还暂时无法命名。风格是一个开放系统，每一代人都为某种风格的演进提供新的可能——— 这里其实不应该存在“打倒”“推倒”的动作的。

银雀副刊：文学奖的意义在于表彰激励优秀写作者，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或许任何一项文学奖项都无法承担如此重责。一方面，很多文学奖项未必能够准确地表彰激励优秀写作者；另一方面，真正优秀的作家，无论获奖与否，都和他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眼下各类文学奖名目众多，但不断传出的评奖丑闻往往使其公信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据说文学界有个说法“面朝文学，背对文坛\\\"，或许就是对评奖水平下滑的一种抗议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汪惠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及流传机制有多种方式，在我们国家，过去主要依赖选本（包括正史艺文志、类书和诗文选本），现在又添加了各种类型的文学奖。不管是选本传统，还是悬赏机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 对写作而言，它们总是既有激励作用也有负面价值。鹤翅排云而上，正是空气对鹤翅的复杂的力学作用的结果，单一的力是不能让鹤飞翔的。写作者的心里应该明白，你的方向里，构成“精神”上悬赏的，是那些召唤过你、引领过你的作品曾经攀上的高度。

银雀副刊：一个时期，文学被推到了风尖浪口，很多人说“文学已死”，写书的比买书的多，写诗的比买诗的多。在恐慌与不安中，人们纷纷开始谈论文学是否会死亡这个问题。文学究竟会不会死亡呢？

汪惠仁：先说历史终结这个曾经的预判。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当那些体现人类的本质需求一一获得满足之后，我们的政治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就无需再进展了，于是历史就终结了。按照这个逻辑，作为俗世文化的伴生事物——文学也会终结。我不敢嘲笑这样的预判，但我想，即便“终结”会发生，因为被道破，人也要逼迫自己进入未知之境。至于常见的文学死亡论，来源于对文学江湖的灰心，来源于对文学市场的灰心，来源于对文学管理体制的灰心，我想，这种死亡论，并不高妙。

评委简介：汪惠仁，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杂志主编、新百花散文书系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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