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旬哥俩走姐家

□冯连伟

我的故乡的传统风俗是大年初二这天,凡是嫁出去的闺女,不论是刚出嫁的,还是嫁出去几十年的,都是娘家人去“叫”,而不是像有些地方的风俗,嫁出去的闺女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女婿孩子这些“战利品”主动凯旋。

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鸡鱼肉蛋都稀罕,可嫁出去的闺女为了年初二这天娘家来人,必须好吃好喝好招待,从春节前就开始做准备了。有资格去“叫”出嫁的闺女的,上至叔叔伯伯,下至小辈的侄子,如果这个大家庭出嫁的女儿多,基本上男丁们都有机会；如果儿子多女儿少,当家长的为了安排谁去“叫”闺女还真是挺伤脑筋的,因为农村人走亲戚也是过年期间的大事。

我父亲姊妹仨,我只有一个姑姑。到大年初二那天早上安排去“叫”姑姑的时候,都是由我大伯安排。为了保持平衡,都是大伯家和我家各派一人参加；第二年虽然还是一家一个,但人又换了。

大伯家两个儿子,没有闺女,我家姊妹5个,我的大姐是老大,我七岁的时候,大姐出嫁了。到了今年的春节,大姐已嫁出去45年了。屈指算来,这四十多个春节,我除了有限的几次没有参加,至少在大年初二这天和其他哥哥们一起去“叫”了40次大姐。

这么些年,单说“叫”大姐的交通工具吧。上世纪70年代是独轮小推车,80年代是自行车,90年代是骑摩托车,此后是机动三轮车、私家轿车。私家轿车也由最初的“普桑”到“飞度”,到“雅阁”,直到现在开着的“沃尔沃”。

推着独轮车去“叫”大姐的时候,一般都是大伯家的大哥或二哥和我家的一个哥哥一起推着我去。那时到了大姐家,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夫一定要陪着我的两个哥哥喝几盅临沂老白干,大姐则给我精心准备了红豆沙馍馍。酒足饭饱后,大姐收拾一小包袱的礼品,抱上女儿就和我们一起回娘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姐家的孩子越来越多,她的四个女儿相继出嫁,到了初二这一天,我和哥哥们仍然去叫大姐,但大姐初二这天不可能回娘家了,因为她的女儿也都是这天携夫带子回来了,大姐都会在女儿们上班后再回娘家住几天,到娘家找找当闺女时的感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去世了,2016年10月母亲又去世了,大姐也已年近七旬。老娘去世后的两个春节,我们都是先从最近的二姐“叫”起,然后再去“叫”大姐,中午在大姐家聚餐。

娘在家就在,有娘的时候,姊妹是一家；娘走了,姊妹是亲戚,现在去叫大姐,真的是去“走亲戚”。

娘在的时候,我们一家每个周末都要回到老宅陪伴老娘,大姐二姐周末的时候赶过去,我们自然而然地相聚在一起,老娘跟前家长里短无话不说,无所顾忌,老娘走了,除了给老娘上坟的时候,大姐二姐在约定的日子赶过去,上完了坟姐姐们又怀着心痛告别老宅——老娘走了,还留下干什么呢?

今年大年初二早上,大姐二姐相继给我打电话。二姐离娘家二里路,有娘的时候,多数时候二姐都不用“叫”,自己带着一双儿女回娘家；自从老娘走了,二姐也必须等着娘家人去“叫”,用她自己的话说:“过去叫不叫,我都回来,可以奔老娘,现在当哥的当弟弟的不叫,我来奔谁啊?”所以,从去年春节,我都是先去“叫”二姐,然后再和大哥去“叫”大姐。

从老家到大姐家十五华里,过去步行要一个小时,现在开车十五分钟。今年改革了一下,我对二姐说:“不再专门上你家了,电话上就等于叫你了,我们都上大姐家吧。”于是,中午大哥、二姐和我一家,都相聚在大姐家,三代同堂、几十口人。大姐的大外甥已经是高中生了,二姐的外甥女刚刚几个月,当中还有七八个十几岁、七八岁、五六岁、三四岁的孩子,见了我们,一齐舅姥爷、舅姥姥、姨姥姥地边叫边拜年。于是,一个个大红包发出去,吃饭前,又通过手机微信在“家和万事兴”的家庭群里纷纷发放“红包雨”,大家抢得不亦乐乎、其乐融融。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一辈一桌,少一辈两桌。酒杯举起来,敬酒的一拨接一拨,趁此机会,给他们上一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勤俭节约”的家庭教育课,当然啦,大姐仍然为我精心准备了红豆沙馍馍。

饭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年近七旬的大姐哭了,哭得没有走出堂屋,送我们上车的是外甥和外甥闺女们。看着孩子们青春的面孔,我知道,再多的热闹,也拂不去大姐心头的遗憾和伤痛,因为,有娘的那些好时光,是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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