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窑埠街实验小学首届毕业生合影
2008年11月7日伍世文伉俪拜会老校长郑黎亚(左三)核心提示
2008年秋,台湾原“国防部长”伍世文来柳寻找曾就读的窑埠街实验小学,然而却失望而归。当年11月,他在广州与第一任校长郑黎亚及一些同学相聚,相隔64年后,又照了一张合影,留下了一段难忘、美好的回忆。窑埠街实验小学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小学,让他们魂牵梦绕?70年前,郑黎亚他们为何要创建这样一所小学呢?
窑埠街小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军官的子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共,并成为中共的高级官员;一些跟随父母到了台湾的同学,后来也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担任台湾的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国防部长”等要职。
他们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年逾古稀仍奔走两岸,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力。
郑黎亚2012年4月 “失踪”的小学2008年秋,一名头发花白,但依然身材挺拔、神采奕奕的老人来到柳州,想寻找一所名叫窑埠街实验小学的学校。
这名访客来自宝岛台湾,名叫伍世文,时年74岁。关注台湾政坛的人会觉得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没错!他就是台湾原“国防部长”。他还有一个平凡的身份—— 柳江县(现柳州市)立窑埠街实验小学的首届毕业生。
伍世文退出政坛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做一件事—— 重访启蒙之地窑埠街实验小学,为母校做点事情。事实上,他只在这所小学读了两年书,然而正是那短短两年的教育,让他从小心中就充满了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一直伴随着他步入军旅,走到台湾“国防部长”的位子上。
几乎与此同时,广东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也曾托人来柳寻找这所小学校。她就是该校的第一任校长郑黎亚。
1942年春天,正是她与黄凛、方兮、杨冶明、吕如璧、沈丹凤6名地下党员共同创办了这所学校。
仿佛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召唤,让他们同时在窑埠街小学面临拆迁时回来找它。
然而,柳州之行,却让他们失望而归。
有人告诉他们,此“窑埠”已非彼“窑埠”,解放前的窑埠街实验小学已不知所终了。
“此前,学校的所有师生,都不知道解放前学校还有这样一段历史。”窑埠街小学柳东路小学联合党支部书记阮汉诚感慨地说,直到2011年11月,孙代文教授到校给他们讲述窑埠老街历史时,大家才知道了自己的学校从何而来。
事实上,在柳州,除孙代文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此“窑埠”就是彼“窑埠”。这个人就是柳州市档案局原局长麦超。
见到麦超是在该校的饭局上。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解放前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在郑黎亚他们撤离柳州4年后,即在1949年成为他们的接班人,进入该校以教师身份“潜伏”,从事革命活动,并在那里迎来了柳州的解放。
麦超告诉我们,没错,原来的窑埠街实验小学就在那里,建筑不同了,但它的位置始终没变。
64年后喜相逢
2008年,伍世文、郑黎亚都遗憾地错过了与窑埠街小学的重逢,错过了真正的知情者麦超,但神奇的是,这对师生却没有错过重逢的机会。
就在伍世文在柳州寻校不遇,感到很郁闷的时候,一个电话让他喜出望外。电话是广州一个老同学打来的,这名老同学告诉他,他的小学校长郑黎亚仍然健在。
2008年11月7日,伍世文携夫人前往拜访郑黎亚。师生见面,相拥热泪盈眶。平时与郑黎亚有联系的同届学生陈淑仪、吴群策、伍百年也闻讯前来,欢聚一堂。
更让伍世文惊喜的是,曾任教于窑埠小学的郭丽梅老师还保存着一张拍摄于1944年6月23日窑埠街实验小学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当天,一名同学也把这张照片拿到了聚会的地方。
照片已很陈旧,却依稀可辨当年的彼此。郑黎亚在二排左起第五个,伍百年、吴群策和伍世文分别在一排左起第一个、第六个和最后一个,陈淑仪在三排第九个。
下午4点,师生5人在郑黎亚家中拍下了一张合影。两张合影相隔了整整64年。而现在,离窑埠街实验小学首次开学已经整整70年了。
温故1942
70年前,郑黎亚他们为何要创建这样一所小学呢?在她的自传《我走过的路》里记着,事实上,那是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主意。
1939年底,第四战区长官部奉命从广东韶关迁到广西柳州,大批军官子女的读书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
出于安全的考虑,张发奎决定就近在窑埠街建一所小学。
刚开始,四战区政治部派了一些人在长官部大门口窑埠街筹办中正小学,校长为赵不忧。这个人叫“不忧”,其实并不让人放心。他本是一名足球运动员,筹备了很久,小学都没有开课,张发奎对此很不满,想把这间小学收归长官部办。
左洪涛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郑黎亚他们商量。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岗位,好“潜伏”也方便活动,便一致同意了。这样,郑黎亚 、黄凛、方兮、杨冶明、吕如璧、沈丹凤6名地下党员被分配到了这间小学,从赵不忧手上把学校接了过来,并把学校更名为柳江县立窑埠街实验小学,由郑黎亚担任校长。学校经费由当时的柳江县(现柳州市)政府出,学生主要是四战区军官的子女。
此时,担任中共特支书记的孙慎去了韶关,左洪涛便让郑黎亚担任代理支部书记,党政一把抓。24岁的郑黎亚第一次身担重任,她暗下决心,不仅要把学校办好,还要把它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
怎么办好这间学校呢?郑黎亚他们采用了重大决策先是党支部讨论后再在校务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法。
他们根据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改编了教材,增加了抗战的内容,讲抗战故事,唱抗战歌曲;他们在高年班组织时事小组天天读报,分析抗战形势;他们带领孩子们参加课余劳动,挑沙为学校铺路、建球场、修图书馆;他们发动高年班的学生为窑埠街失学儿童办夜校,捐献纸张笔墨,还当“小先生”;他们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孩子们看,在学校开展学习“铁木尔”(类似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活动,培养孩子们高尚的道德观念、健康的思想意识、分辨是非的能力,教育孩子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郑黎亚教的是算术,她也结合现实做了课改,加上抗战方面的数字,如敌机多少架袭击我们,我们打下了多少架;日寇侵占我们多少土地,我们要用多少兵力、多少时间去收复失地等。
学校还编有一首校歌,这样唱道:“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我们是民族的小英豪。争取民族的独立,实现民主和自由,建设幸福的新中国,消灭法西斯强盗。活泼勇敢!努力奋斗!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我们是民族的小英豪。”这些充满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些幼小的心灵埋下崇高的理想。学校独特的教学方式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柳江县(现柳州市)组
织的演讲、书法、音乐、算术比赛中屡屡获得冠军。
期间,他们为窑埠街失学儿童办的夜校也点燃了他们的知识之火、革命之火。解放后在这批失学儿童中许多人入了党,如吴群继、吴群策、吴群任、张小翼、张翼翼、曾碧棠、钟欠琳、常大年等。
然而,郑黎亚他们的这些做法却引起了四战区政治部的不满,“暗战”一直也在学校里涌动。国民党中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时刻关注着这一切。
新派来的教师或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店主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暗哨。
但长官部的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学校办得好。四战区军务处处长吴仲禧把3个孩子都送到窑埠街小学读书,还说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进行教育他很放心。张发奎将军的侄女、侄儿、外甥都在那里学习。参谋长吴石将军、副参谋长陈宝仓将军的女儿也在这里读书。他们看到孩子有进步,也就很少干涉学校的事务。
不过,郑黎亚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也有人怀疑他们是“八字脚”(骂共产党的话)。
危险的暗流总在涌动,1942年夏,左洪涛那里传来消息:“南委被破坏了,是电台出事造成的,有人被捕叛变。”南委事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累及面广,大批地下党员被捕被杀,柳州的地下党员一时也人人自危。
郑黎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研究,觉得中共特支与南委没有直接关系,便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撤退。
他们依靠窑埠街小学比较隐蔽的条件,继续过组织生活,并坚持勤业、勤学、勤交友,积极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1943年,在国民党反共浪潮日盛的时候,他们不退反进,又协助兵站总监负责人黄和春在独凳山创办了业勤小学,把革命种子播得更宽更广。
除继续办好窑埠街小学外,他们还普遍进行家访活动,和学生的家长交朋友。年深日久,军官中有一部分态度逐渐明朗,积极支持抗日,同情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密使一号”—— —打入国民党高层,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吴石将军。
然而,离乱在即,战争中的一出出悲喜剧仍在上演。中共特支的秘密工作以及郑黎亚、杨应彬的爱情仍需在战火中经受浴血的考验。(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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