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如何应对家暴？

 

3月1日，我国首部专门的反家暴法正式实施。从我国社会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部法律更多的还是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当然也有少数例外），那么，在没有反家暴法，甚至社会意识形态公然歧视女性的古代，女性怎么争取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又是怎么应对家暴的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古代女子在家庭中处于附庸的地位，丈夫可以任意对待甚至随时休弃妻子，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等地位，如丈夫通奸，妻子将其杀死免罪，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

在对妇女再嫁的问题上，秦汉时期也非常宽容。在江陵张家山汉简中关于秦代法律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虽然班昭在《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似乎把女子不能再嫁视为女性德行规范，但实际上，汉代妇女改嫁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多次改嫁。

就算重视名分的皇家，也并不太在意女子改嫁。汉武帝的母亲王娡，本来已经嫁给了一个叫金王孙的人，并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其母臧儿为了求取富贵，强行将王娡从金家接走，送入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宫中。王娡为刘启生下了三女一男，其中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即位后，并不以母亲曾嫁给别人为耻，还亲自到同母异父的姐姐家中相认，令其与母亲、已经贵为太后的王娡团聚，并给与封号与采邑。

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也并不觉得姐姐改嫁丢人，反而亲自替她作说客。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在当时和历史上的形象与地位，南朝人范晔在编写《后汉书》时，因为蔡文姬的传奇经历和卓越文采，将其收入了《列女传》，这与后世《列女传》中多是些“忠贞烈女”的故事相比，价值取向截然不同。

古代男子想要抛弃自己的妻子，也并不是一封休书就能了事。有些女子在被丈夫无辜休弃时，不管“三纲五常”，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反戈一击，最终扬眉吐气。

《后汉书》就记载了这样一位。汉朝有一女子叫夏侯，是黄允的结发妻子。黄允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才子。一次，当地太守袁隗看过黄允的诗文后说道：“如我能有像黄允这样的女婿，此生足矣。”黄允一听觉得机会来了，回家后就给妻子夏侯写了一纸“休书”。突然接到“休书”的夏侯如五雷轰顶，在多次恳请无效后，她痛定思痛，决定离开时好好惩治一下这个负心郎，也让自己走得风光。

夏侯对婆婆说：“明儿个媳妇就要离开黄家了，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还是举行个告别宴会吧。我也要当着客人的面，好好诉诉离情。”此时的婆婆也同情儿媳，见儿媳说得有情有义，便答应了。

宴会那天风和日丽，四方客人一共来了两百多位。正在大伙举杯的当口，夏侯袖子一挽便走上前去，把黄允平日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当众数落了一遍，并且大骂黄允无情无义、道德沦丧，说完便跨步登车扬长而去。黄允被骂后不仅名誉扫地，太守碍于面子，决定不嫁女儿给他。这个崇尚权贵的负心郎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宋代才女李清照不仅在丈夫去世后改嫁，她摆脱“渣男”后夫，是古代女子中罕见的主动离婚并成功的案例。李清照18岁时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子赵明诚结为连理。也许越是美好的开始，往往越会有着悲惨的结局。1129年，赵明诚死于湖州，一段将近30年的美满姻缘就此落幕。

当时北宋灭亡、战乱不断，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又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张汝舟之所以结婚，是因为看中李清照所携带的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在李清照并不愿意将这些东西与张汝舟共享时，他马上露出原形，不仅恼羞成怒，还对李清照拳脚相加。于是，李清照决心和张汝舟离婚，并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

但宋朝有一条奇葩的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就是有期徒刑2年的意思。所以虽然李清照最终赢了离婚官司，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但李清照却面临牢狱之灾。所幸友人出手相救，大才女只象征性的坐了9天牢，总算得以摆脱被家暴的命运。

（据《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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