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说“疫”

□紫陌

今年春节，相信是我经历过的最为清冷的一个春节。我宅家，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口罩。吃饭、看手机、逛“床头山”，只要不出门，就是最健康的过节方式。

今年是庚子鼠年，鼠盗吃善咬繁殖力强，昼伏夜出行踪神秘，古代先民们对这些小东西往往束手无策，久之也就把对鼠的又恨又怕逐渐转向了将其神化。中国古代民间流行着“鼠咬开天”的故事，鼠成了开天辟地的英雄，生育万物的子神，这也是十二生肖当中鼠得居首座的原因之一。鼠善贮藏，饥荒之年，常有人会挖鼠洞找粮食，听闻还有挖到过金银宝藏的，于是鼠又占了个“财神”的尊位。中国人对鼠曾经有过崇拜，也有厌弃。事物往往有正反两面，就像天使与魔鬼，鼠能开天聚财，可也携瘟带疫。由鼠说到此次疫情的源头，据说是菊头蝠。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认知当中，蝙蝠是由鼠进化而来，最初是与多寿、长生的意象紧密相连的。东晋郭璞《玄中记》载：“百岁之鼠，化为蝙蝠。百岁伏翼（蝙蝠），其色赤，止则倒县（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在未开化的蒙昧时代，人们想拥有某种特质，想当然的就去从拥有这种特质的动植物身上获取，想要勇武就吃虎豹猛禽，想要长寿就吃龟蛇蝙蝠。在科技发达的文明社会，这样的做法自是愚昧，退一万步讲，吃野生动物也是不文明的表现。

“疫”者，“役”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又释“疾，病也。一曰急也。”后人注解“病来急，故从矢”。不难发现，古人对“疫”早有共识——来势迅猛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不管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过去的SARS病毒，或是埃博拉病毒，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瘟疫。中国在东汉末年就爆发过大规模瘟疫，有研究者推论死亡人数在1000万至5000万不等；明末席卷华北的大鼠疫，亦具有极强的破坏力，甚至有学者提出“老鼠亡明”的观点。在医疗卫生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缺乏有效的抵御手段，瘟疫对人们来说，破坏力更甚于战争，可谓谈“疫”色变。旧时疫情面前，国家亦为之所“役”，何况是普通百姓。我们有保护自身的责任，更有阻止疫情蔓延的义务。我们会发现，疫之所以来势迅猛，很重要的原因是发现不及时，认识不到位。发生在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几乎摧毁整个英伦半岛，而在疫情到达南北接壤处的亚姆村时，却奇迹般地止住了。村民们在当地威廉牧师的带领下，没有向北部逃离，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一道阻隔病毒继续向北部蔓延的“防火墙”。这个300多人的小村庄最后只活下来33人。这就是公民们在疫情面前所承担起来的责任与义务，或者说是道德。

于己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对人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役，也意味着不自由。其实古今中外古往今来，隔离，都是对付疫情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最安全、成本最低的防疫方法就是全国人民在家里隔离。人们组成国家的本质是每人让出一部分权利，以保护自己的自由、财产和安全。所以为了公共的利益，人们是可以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和利益暂时割舍的。人之权利，最大莫过于生存权，为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隔离一阵子，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避免传播病毒的危险，让周围的人安心，在这非常时期更是一种公德的表现。

柳州是我的家乡，这里的疫情远不及武汉等地严重，没有封城，没有全面停掉公共交通。我们的政府在大疫面前措施得力，物价平稳，居民日常生活有保障。坐在家里有时会想，街边的紫荆花快开了吧，柳江水快暖了吧？相信大家也都在等着疫情过去的那天，摘下口罩，走上街头，晒着太阳，投以微笑，共赏那念念不忘的“春花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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