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
根植于西部的古老乡土而一枝独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诗歌高地,甘肃诗歌近年来颇受诗界关注,而作为甘肃当代诗歌的重镇,天水也当之无愧。自二十世纪80年代天水诗歌的奠基者“三剑客”王若冰、文长辉、杨春,到紧随其后蔚成中坚的周舟、李继宗、欣梓、雪潇、李祥林、叶梓,到目前跃然涌动的“80后”希望之星李王强、左昊苏、赵亚锋等,近30年的天水诗歌,其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均有目共睹,天水诗歌“频频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等权威部门和著名诗歌研究者选编的年度最佳诗选,《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对天水诗歌一些重点诗人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在历届甘肃省优秀文学作品评选、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中,天水诗歌屡屡获奖。”(王若冰欣梓《群星璀璨的天水诗歌创作——新时期天水诗歌创作现状综述》,《诗歌月刊》,2010年第1期,总第111期),因此王若冰对天水诗歌如此综观:“天水深厚的历史文化精神,温暖、休闲的生活情调……使天水诗人那种自在、节制、温和、多彩的诗歌创作,增添了一种悠远深沉的情韵。”(王若冰《诗歌高原的成长履历——新时期以来甘肃诗歌发展现状报告》)西北师大前文学院院长彭金山教授也这样评价:“朦胧的麦积烟云滋润着他们的生活,更滋养他们的诗情,他们的抒情短章随意撷拾西部风物,在生命化的过程中见出独到的发现与个性。由于他们和王若冰等人的努力,天水的上空总是飘荡着诗的彩云。”(彭金山《崛起的高地》,《诗评人》2007年第3期)而我对天水诗歌其文化出身、生存环境和风格面目的基本概括是:根植于西部乡土而一枝独秀。
置身西部,天水诗歌自当以西部诗歌为属归与期许,但是,在2005年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邵宁宁教授敏锐地指出:“给天水地区的文学命名存在一种西部文学的幻想”(马超《世纪初文坛与甘肃文学———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综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天水诗歌的西部性。对西部的诗言说和对诗歌的西部言说,在天水诗人的笔下曾经出现,如叶梓的组诗《天祝》和雪潇的《陇南组诗》,但天水诗歌近于西部而终非西部。这不是我们生活在西部之外,而是我们的西部感受并不强烈与普遍。也许我们的肉眼看到过一些西部的外在事物,但是我们的心眼却并未看到西部的内在意义;也许我们描述过几个西部的粗粝意象,但是我们最终缺乏那种天高地远风吹草低的情怀。“哦,黑色之鹰飞来飞去的乌鞘岭/只有你知道,一个北方男人的心/也能从苍凉的极地开出一朵温情的小花:羞怯、满含爱怜”(叶梓《乌鞘岭小憩》)所以,西部,只是天水诗歌创作一个“遥远的背景”,而“一朵温情的小花”,却是天水诗歌宛在目前的影像。
天水是一个偏乡僻壤,乡土,似乎也是天水诗歌与生俱来的言说对象。由于陇东高凯、定西牛庆国等人执意的乡土诗写作,甘肃诗歌(连同着天水诗歌)给外界的印象之一,就是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天水诗人虽然不同程度地膜拜着乡土,如李继宗组诗《会飞的场院》和雨眠组诗《白家滩的黄昏》及阎虎林等的作品,天水诗人却也不同程度地愧别着乡土——他们终于感觉到自己与乡土之间的某种距离于是渐渐作而别之。天水诗人与陇原乡土之间确实有过“娃娃亲”,可是天水诗人后来却大多却情有别钟——随着足迹的走出黄土地,目光也越过了黄土地,于是乡土渐渐地成了天水诗歌“深处的根”。我认为这种出生于乡土、汲取于乡土、眺望过乡土却又终于告别了乡土(当然也还留恋着乡土)的选择,不应该面临道德上的羁绊,成为一个都市生活的言说者,进而成为一个心灵世界的言说者,同样是光荣的。
虽然地处偏僻,但是天水的历史文化却相对灿烂,加之天水诗歌创作队伍的主体,大多身在学校、报社等文化教育部门,所以王元中曾有此论:“较为鲜明的学校特色或者说知识分子特色,使天水诗人的诗歌在整体上给人以规范、婉约、比较节制和较为耐读的印象。重视个人经验,重视词语的修辞技巧,在个人经验和词语之间努力寻找着一种充满灵性的表达。”(王元中《词语与经验之间的灵性表达——近年来天水诗歌的个人观照》,《飞天》2002年第9期)这种“灵性的表达”,在王若冰那里,主要表现为屈原《天问》式思出尘表的灵魂追索;在申士嘉和蔺保东那里,则表现为对佛陀大光明的诗性小承接;而在周舟《渭南旧事》之前的诗歌里,表现为众口一词的“唯美”追求;在雨眠的诗歌里,表现为书生情怀的柔美道白;在汪渺的诗歌里,表现为体式的精致;在丁念保的诗歌里,表现为如数家珍般的雅言向往;在雪潇的诗歌里表现为口语化与想象力的较好结合……这种普遍存在却各呈其态的灵性表达,体现着天水诗歌与生俱来的诗歌智慧,也形成了天水诗歌众途同归的温润隽秀之美,所以,说天水诗歌“一枝独秀”,既是对其成绩地位的评价,也是对其质地状态的描述。
综上所述,天水诗歌就是在西部的背景下,在乡土的培育下,在历史文化的滋养下,渐渐于陇东南一枝独秀的诗歌。需要直面的是,天水诗歌即使在甘肃也不可能独领风骚。天水诗歌命中注定是中国诗歌这条大河的甘肃支流的一条支脉。天水诗歌唯一的努力,就是在汇入大潮时能够保持江河源头般的纯正诗意。
现实篇
置身于小城的闲适春秋而心境平和
到目前为止,活跃或曾经活跃于甘肃诗坛,出现或曾经出现于全国诗歌视野的天水诗人,有王若冰、周舟、李继宗、欣梓、苏敏、雪潇,以及李祥林、叶梓、雨眠、丁念保、申士嘉、李王强、汪渺等。他们或沉思或禅悟,或隐晦或畅晓,或灵秀或隽永,或骚动或浪漫,或宁静或质朴,他们和另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天水“民间诗人”和一些本不求名的天水“网络诗人”,共同构成了天水诗歌多元并存、和而不同且相映成辉的良好生态。
但是,这些天水诗歌的门面人物最近几年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作沉寂,也出现了蔺保东诗句所谓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走失/思想不在现场/灵魂,在更远的地方游荡”生活与创作现象。对他们这些相对“大腕”的实力诗人而言,他们诗歌的创作态度问题超过了他们诗歌的创作方向问题一跃而为天水诗歌目前的主要问题。
不能否认,天水诗歌总体的创作态度是真诚的。当周舟终于直面着自己的渭南镇并终于蔚为大观地一写而不可收,他的这一创作现象,既可以解释为周舟诗歌诗艺探索(怎么写)的柳暗花明,也可以理解为周舟诗歌题材对象(写什么)的幡然回归——周舟如果不写渭南镇,他又会写什么?从泥里走出来的,他的腿上必然会带着泥,正视这些泥,就是正视生活,诗化这些泥,也就是诗化生活——周舟诗歌堪为天水诗歌真诚创作态度的某种程度的代表者。
但是天水诗歌的创作态度并非全然如此地真诚。
兰州诗人王强曾这样表扬天水诗人:“把写作看成一种日常的工作,看成一种修炼和朝圣,从不妄自尊大,显得谦恭而踏实,在艺术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负重前行而不是貌似轻松地把诗歌当成宣泄的工具。”他说得不全错,天水诗人确实不同程度地拥有着诗歌创作的“平常心”;但是他说得也不全对,因为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可以证明:远距省城的天水诗人就一定会安诗歌之分而守诗歌之己。恰恰相反,天水诗人中视诗歌为“宣泄的工具”的现象其实相当普遍——这里说的“工具”还仅止于“言说的工具”而不是“人生投机的工具”。有些天水诗人甚至视诗歌为“唯一”的言说工具而非“某一”的言说工具,这主要表现为天水诗人“文体的窘迫”现象。以前的农村人,家里只有一把刀——菜刀,于是,切菜是它,削铅笔是它,甚至割脐带也是它,这就是迫不得已的菜刀的窘迫;而目前的有些天水诗人,描述心灵孤苦,是诗;讲述日常故事,是诗;发表人生思考,是诗;针砭现实时弊,也是诗……似乎诗歌是万能的,是可以代替散文、杂文或小说的。他们真要把其实并非万能的小小诗歌累垮!这就是天水诗人一体孤行的“文体的窘迫”,在如今文体种类繁多可以各司其职的时代,天水诗人还如此让自己的诗歌“超载”,这其实是对诗歌的伤害,天水诗人真应该向当年的庖丁先生学习,学习他如何爱护自己手中的刀!视女人为工具者,对女人即无真爱;视女人为万能工具者,更谈不上爱女人——我对天水诗歌其创作态度不够真诚的所有看法,尽在此言中。
在创作态度这个层面上对天水诗歌继续观察,则让天水诗人努力多年但是苦乐参半的另一深层原因,就是我们作为“基层诗人”典型的“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的两难于是瞻前顾后的暧昧姿态:我们向往着生命激扬的热烈与艺术品格的坚守,同时我们又看好主流诗歌媒体上那些风光无限的温言软语;我们曾经有过充满个性精神的追求,但是很快又否定了它,因为它带来的是精神的寂寞与物欲的失望。王若冰说:“我们所缺乏的,仍然是对诗歌的坚持与坚守;尤其是在一种相对安逸闲适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创造意识和才华,正越来越明显地被悄悄地消耗和丧失。”(王若冰《在路上——关于天水诗群》,《大西北诗刊》2009年第8期)事实也确实让人叹息:天水诗人不曾生活在当年的诗歌长安与当下的音乐维也纳,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的激励者(如同脂砚斋对曹雪匠、恩格斯对马克思、骆一禾对海子),既寥若晨星,让我们在这个西部小城的四季春秋里放弃必要的物质生存而一心扑向诗歌,也极不现实。那么,如何才能让我们走出对自己的蔑视与对他人的向往,不再舍弃脚下的黄金,不再幻想远方的石头?我认为,天水诗歌必须坦然地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描写自己真实的存在、抒发自己朴素的感情、展示自己平凡的心态,才是我们应该拥有但是目前却普遍未能拥有的平常心。李林寒《写诗不代表什么》说:“写诗不代表什么/在冬日里做爱或者伐木/也只是为了取暖/或者建造一艘/逃亡的方舟”,其诗题其实隐隐泄露出一种对于诗歌的归真返璞之见,“伐木”、“取暖”也正是平常日常的人生行为,但说诗歌是“逃亡的方舟”,这样巨大的拯救使命,只能是我们对于诗歌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理想化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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