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

□本报记者 江丹

6月8日下午，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刘以鬯去世，享年99岁。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代表作《对倒》《酒徒》影响了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的创作。鲜为人知的是他作为一名南下作家的生存挣扎，他煮字疗饥，又未曾放弃文学理想。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香港的日常里书写那里的历史。

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

“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著名导演王家卫说。很多人知道刘以鬯，正是因为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在这部电影的片末，王家卫以醒目的字幕“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他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灵感便是来自刘以鬯的代表作《对倒》和《酒徒》。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然后是一个穿着白衣的侍者端酒来，我看到一对亮晶晶的眸子。”

“潮湿的记忆。现实像胶水般粘在记忆中。母亲手里的芭蕉扇，扇亮了银河两旁的牛郎织女星。落雪日，人手竹刀尺围在炉边舞蹈。”

……王家卫或许就是在刘以鬯的这些带着氤氲气息的文字里，找到了他正想要表达的那种香港一代人的精神困境。“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刘以鬯说。在他的眼里，香港并非是一个黄金可拾的人间天堂，它有它的魅力和困惑。

“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大部分读者只要求作品具有趣味性、消闲性与流行性，不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教育作用与所含纯度。因此，在香港卖文，必须接受文学被商业观念扭曲的事实，向低级趣味投降。理由是：卖文者要是不能迎合多数读者的趣味，就会失去‘地盘\’或接受报纸负责人或编辑的‘指导\’。……换一句话说，售字卖文的人企图用稿子换取稿费，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背叛自己，放弃自己，甚至忘掉自己。”刘以鬯曾如是说。

严肃文学无法落脚，消闲文字才有读者市场。这段卖文求生存的经历，在刘以鬯的印象里应该是不愉快的。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称自己不过是一个流行小说的作者，或者说是“写稿机器”。即便他在消闲文字的创作之余，还是于1960年代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酒徒》，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一直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而略感落寞。

将严肃文学“挤”入文字商品中

那时候，刘以鬯一天最多时写13个专栏，平时也要写五六个，每个专栏写1000字左右，他可以凭着千字拿到十元八块的稿费，在彼时能买30碗云吞面。刘以鬯说，他就这样写了大约28年，那些娱乐他人的小说，如果成集，可以出几百本。

“长期在香港卖文的我，总是没有办法统一自己的矛盾，一方面任由自己失去，一方面又要设法找回自己。”刘以鬯曾说。他将彼时关于生存和精神的矛盾写进了他的小说《酒徒》，这本小说就是讲述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主人公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刘以鬯称，他写流行小说，是在娱乐他人，而写《酒徒》，是在娱乐自己。刘以鬯曾回忆，《花样年华》电影拍摄时，剧组邀请他去现场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

正因为经历过为生存而“向低级趣味投降”的不得已，所以当有能力时，刘以鬯也尤其重视保护纯文学，他不愿见到纯文学在商业社会里失去生存的条件。1960年，当他得以主持香港一些报纸的副刊时，他便注重刊发一些严肃作家的作品。1990年代，刘以鬯回忆这段报纸副刊编辑经历时说：“尽管报馆当局都定下用商品文字去争取小市民层的方针，我总会固执地刊登一些严肃的、有文学价值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刘以鬯形容自己是将那些纯文学作品“挤”入版面，“我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一个可以全权处理稿件的副刊编辑，无论压力怎样大，也不能让低级趣味的文字商品将严肃文学冲掉。我在香港编了三十多年副刊，一直在做‘挤\’的工作，将严肃文学‘挤\’入文字商品中。”刘以鬯曾坦言，当他将也斯、西西等严肃作家的作品在副刊发表时，也会听到同事的“闲言闲语”，说那些文字“难懂”或“不为读者所喜”，但他不予理会，坚持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1985年，刘以鬯创办《香港文学》，他在发刊词中坦承自己对香港寄予文学厚望，认为它应该有更大的精神格局和意义：“作为一座国际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推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在他看来，香港文学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环环相扣，组成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应该有更多的人认识刘以鬯

如今，刘以鬯已是公认的香港文学一代宗师，但实际上他一直有一种身份焦虑。刘以鬯祖籍浙江，1918年生于上海，此后的三十年里便生活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中。刘以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一年级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因为作文写得好，读到二年级时就直升到五年级。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刘以鬯阅读了狄更斯、乔伊斯、伍尔夫等大量西方作家的原著作品。那时候，他家的隔壁邻居就是《西风》杂志的总编，他常常看到张爱玲拿着稿子去投稿。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拥有自己的出版品牌“怀正”，出版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施蛰存的《待旦录》、戴望舒的《恶之华掇英》等作品。

1949年，31岁的刘以鬯来到香港，计划在上海之外的这另一座国际都市开设出版社分社，“在香港出书，在海外推销，建立一个海外的发行网，争取继续经营的条件”。香港毕竟不是上海，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资金受限，刘以鬯的出版事业无法继续，他本人也因时局问题而被滞留香港。几乎与他同一时期南下香港的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曾说，那时候“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很穷；香港这个商业市场，随着战争到来而萎落的经济恐慌，谋生更不易：所谓‘文化\’，更不值钱”。

显然，刘以鬯最终靠写作突围，战胜了这些不易。在香港狭窄的文化生存空间中，他开辟了中国的意识流写作，提携了一批香港严肃作家，他的《酒徒》《对倒》不仅是香港文坛的荣光，也给香港电影增添了别样气息。刘以鬯身上已经是深深的香港烙印。

2016年，刘以鬯在家中接受作家陈志明的采访，谈及在上海的生活记忆时，依然历历在目，生动鲜活。或许在远离故土大半生之后，那些旧日的时光也常常浮上他的心头。

刘以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参与审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以鬯经典”系列，包括《酒徒》《对倒》《寺内》。香港之外，学术之外，刘以鬯值得被更多人阅读。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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