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缺席背后

□本报记者 江丹

10月初的诺贝尔奖颁奖周里，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等自然科学奖已经颁发，但对大众来说最通俗易懂的文学奖却因故暂停颁发。于是，在今年的社交网络上，鲜少有声音讨论村上春树是否陪跑，也几乎没人再预测哪位中国作家还有望被提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背后都是深深的文化焦虑，实际上不管是否得到这个奖项的肯定，中国文学在海外已然开花。

诺贝尔文学奖今年缺席

2018年的诺贝尔颁奖周里没有文学奖。从去年11月以来，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一直深陷丑闻。其中，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一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让·克劳德·阿尔诺被指控性侵，受害女性多为瑞典学院内部工作人员或员工的女性家属。此外，阿尔诺夫妇还涉嫌利用瑞典学院的资金谋私利，甚至还有泄密行为，向博彩公司透露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瑞典学院内部产生了严重的不同意见，甚至有院士以辞职来表示抗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小组人数无法凑足，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停颁。

尽管如此，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依然未能逃离话题漩涡。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期间，村上春树一直是博彩公司名单上的热门人物，更是被中国网友调侃为“陪跑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缺席，但是100多位瑞典文化人士组成了“新学院”，完成替代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之后便将解散。“新学院”邀请瑞典的图书管理员们推选作家，并发动全球书迷参与网络投票。村上春树理所当然地入围，与金翠、玛丽斯·孔戴、尼尔·盖曼进入最终的4人短名单。显然，往年的村上春树并不理会媒体营造的陪跑喧嚣，也无意于今年这个新文学奖。他希望集中精力写作，期盼组织者能将自己的名字从入围名单中删除。

在中国，这个新文学奖似乎并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中国作家入围，关注度自然弱了许多。实际上，就连停颁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刚刚过去的诺贝尔奖颁奖周里也几乎没有什么讨论热度，大概很多读者早已经把诺贝尔文学奖忘记了。大众善于遗忘，短暂的记忆和热情常常来自媒体的提醒。

往年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热火朝天，总会有声音站出来批评，称这实际上是国人一种文化焦虑的体现，期盼中国文学得到国际认可。今年冷清了下来，文化焦虑消失了吗？并没有，过段时间就是奥斯卡颁奖季，中国电影《邪不压正》送选，可以想象，届时的舆论将会如何的汹涌澎湃。

茶杯里的小旋风

相较于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执念，作家本人的态度似乎更加理性。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在提及诺贝尔文学奖时就曾如是说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项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工夫吗？绝对不值！”

而在村上春树看来，对真正的作家而言，还有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他清醒地认识到，“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

实际上，比起诺贝尔文学奖，日本本国的著名文学奖项芥川奖对村上春树的舆论困扰更严重。村上春树一度常常陪跑芥川奖，每次落选，就有许多人赶去看他，安慰他，弄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NHK也让他感到烦人，提名阶段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得奖之后去上电视节目。村上春树说，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工作也很忙，于是拒绝了，电视台反而怪他，生他的气。直到有一天，他竟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一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世人对文学奖项如此在意，让村上春树感到不可思议。在他看来，自己得没得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1924年，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丁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候选人，而高本汉找到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请他帮忙。最后，刘半农推荐了鲁迅和梁启超。但是鲁迅拒绝了刘半农的好意，明确表示“不愿如此”。他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中国文学海外绽放

即使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一部分中国作家作品也已经获得了世界读者的认可。近10多年来，毕飞宇的作品就被翻译成了20多个语种。毕飞宇回忆，2013年，他在法国尼斯的一个民间读书会上遇到了自己的作品，当地的读者和他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书的一些细节比他自己还熟悉。

我们常常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看到外国文学作品的繁荣，实际上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也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绽放。在今年8月的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678项，其中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3610项。

在这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贾平凹海外版权成果分享会。今年，贾平凹的新作《山本》再次让中国读者见识了文学大家深厚的文学创造力，实际上他的《老生》《极花》《秦腔》等早些时候的作品，也已经向世界读者介绍了中国黄土地上的故事。其中，《老生》的英国翻译者克里斯托夫·佩内还曾经翻译过中国作家麦家的《风声》，而其短篇小说《制造声音》的西班牙语翻译者罗豹鹿还翻译过中国作家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

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便在世界文坛颇具影响力。借由英语译者葛浩文、魏贞恺、邓肯·休伊特和穆爱莉，莫言一早便在英语世界证明了其作品的价值。另一位翻译家陈安娜则将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和《蛙》等介绍到了瑞典。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陈安娜的这一轮瑞典语翻译，才促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更加关注莫言。

由此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是证明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由于文化焦虑和信息受限，我们反而忽略了我们的文学在世界文坛的精彩表现。瑞典学院自去年爆出的种种丑闻，实际上也让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打了折扣，难免有读者不愿接受一个世界顶级文学奖项出自一个有着僵化和舞弊嫌疑的评选组织。

如果有一天，读者能够像作家一样理性地对待种种文学奖项，那么社交网络上虽然会少了一些预测和调侃的热闹，但是可以让浮躁的讨论沉静下来，真正归于作家和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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