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1500块 拍下父母的《四个春天》

《四个春天》记录家庭温馨瞬间。

《四个春天》海报。

母亲李桂贤翻阅旧照。

导演陆庆屹旧照。受访者供图

父母旅途留影。

陆庆屹家的天井。图片来自豆瓣

《四个春天》剧照。

陆庆屹家里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是个大水池，抬头上去是四四方方的天井。这个他形容为“火柴盒般”的天井，频繁地出现在电影《四个春天》里。陆庆屹常从这里望出去，觉得自己像一只蛙，“一只不怎么渴望呼吸，也不怎么向往外界的井底之蛙。”

这方天空最终随着他的家庭，还有贵州小镇麻尾，被搬到外界的大银幕上。

之前《四个春天》在北京首映。映前几天，陆庆屹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母亲惊讶得接连问他，“是在电影院看吗？”“是那种大银幕吗？”

电影放映结束，陆庆屹的母亲走上台，笑中有泪地对他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陆庆屹的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在观众席起身摘帽致谢，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

原生家庭氛围令他迷恋

这部电影是陆庆屹献给父母的礼物。

纪录片《四个春天》没有复杂跌宕的情节，全都是发生在贵州独山县的家长里短、浆洗缝补。从2013年到2016年，因为游子只能每个春节回到故乡，因而拍摄的故事也都集中在春天，四年后，将近2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被剪辑、制作，最终有了《四个春天》。

陆庆屹的父亲退休前在师范教物理和音乐。他热爱地理，尤其是自然风光，“一看到漂亮的风光照片，脸上就不由泛起特温柔的笑容，轻轻摇晃脑袋，啧啧地赞叹。”音乐更是他的精神出口，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会二十多种乐器。笛子、二胡这样的乐器，他还能自己制作。

陆庆屹的母亲爱唱山歌，在当地山歌界很有名气，邻里间有红白喜事，都会找她助阵。和父亲的温和相反，他母亲天生火爆，性格风风火火，“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

陆庆屹家的氛围很好，父母特别和谐。就算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总是歌声相伴，不会觉得多么难捱。“可能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比较贫乏，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要有这种抵御乏味生活的出口。”

对家庭氛围的，让他想把一切记录下来。

2009年，陆庆屹在豆瓣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起床，吃饭”，不时在里面写点家庭细碎的事，放上一些自己拍的照片。

没有想到，他写父母的两篇文章，成为豆瓣热门，收到许多的关注和点评。在惊讶的同时，陆庆屹觉得感动，这种感动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当我开始记录后，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本身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

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在拍摄《四个春天》前，只会摄影，没有任何摄像基础。1500元的三脚架是唯一新添置的设备，后期剪辑全靠买书自学。直到2016年5月，他才开始学习视频剪辑。

影像记录是陆家的传统

拍摄是一种本能。《四个春天》里有十多年前的影像，这些拍摄和剪辑，有些出自他的父亲，有的出自他姐姐。

对于陆家人来说，影像记录是一种传统。父母刚结婚的时候，穷得连一口锅也没有，但他们每年都会攒一些钱，等到假期请照相馆拍一些照片。

1999年，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陆庆屹的母亲回到家，第一反应是跑上楼找照片。“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五分之一了。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摄影也是陆庆屹父亲的爱好。“他每次出门都会带着设备，东拍拍西拍拍，回去还会剪成完整的视频，配上音乐和字幕，自己左看右看，很得意。”2013年，陆庆屹的哥哥还给家里买了可以摄像的卡片机，拍摄的时候就更多了。

用视频记录生活日常，对陆家来说并不陌生。因此他们能在镜头面前格外自然，保持生活真实的质感。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拍了两年，陆庆屹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请教，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打动了他，让他萌生了做电影的想法。

那年陆庆屹看了800多部电影，摸索出对电影模模糊糊的轮廓。在这个期间他也不断在思考，自己在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我确信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不可复制，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

他说

做电影这件事特别严肃

2016年春节，陆庆屹和同学在KTV聚会。他觉得有些闷，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抽烟。两个上完厕所回来的同学看到，问他怎么闷闷不乐。陆庆屹说，“我在想未来。”两个同学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

“你们没有，我有。”陆庆屹说。

做电影这件事，开始变得特别严肃。

他拍得越来越多。记得有一次母亲晾腌菜，陆庆屹照常举着相机拍摄。母亲问他：“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陆庆屹说。

“什么是纪录片？”母亲只当他在胡闹，笑着上楼晾菜，不再管他。

无意识的拍摄已经逐渐变成有意识的表达。

在前两个春天里，陆庆屹常出现在画面里。拍着拍着，他有时会忘记自己在拍摄，遇到家里有事就会赶紧去帮忙。

到这个纪录片拍摄的后半程，陆庆屹开始有抽离的视角。当他离得远一点，他发现自己能更细致地观察父母，也得到比平常更多的感动，“我的爸妈肯定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

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

在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发生了陆庆屹没有预料的变化，他的姐姐生病突然离开。“拍摄时，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妈说，‘你洗个脸吧，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

姐姐骤然离世，陆庆屹特别悲伤。因为这个部分，电影里多了无可奈何的基调。但在悲和喜的平衡上，陆庆屹做了些删减，“我比较喜欢那种流淌的感觉，因为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

陆庆屹的人生也像水那样流淌。他从小性格抽离，总是自娱自乐。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看着别的小朋友在院子里玩，心里有些羡慕，但又并不想参与。“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跟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个人群的观察者。我很少跟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和父母话也不多，但在一起就觉得安心。在家的有些夜晚，他会搬张凳子坐在天井里看星星，那些时候他曾想，就算他的命运被局限在这不到一亩地的空间里，守着一片几十平米的天空，看日月每天以同样的轨迹拨弄光阴，又有什么关系。

一生都在寻找表达途径

1999年是他的转折点。那时候他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于是跑到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工作。

年后有一天，洞里雷管炸了，大家在门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

黑暗寂静的环境里，他的感官变得敏锐，隐约觉得眼角有异样，举着蜡烛找过去，发现石壁上炸开的一个口子里，长着一窝水晶。看到水晶在岩壁闪闪发光，陆庆屹感到震动，“它们埋藏在山体里，美丽无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过了一个月，陆庆屹离开了矿山。

他后来做过职业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图书杂志社的编辑以及平面摄影师。因为剪辑电影，待业在家许久，原本计划将《四个春天》放映两场，结束了就去找工作。现在他开始认真考虑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

在最热爱摄影的时候，他几乎每时每刻拿着相机记录，“我喜欢这个世界，相信每个经过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值得我凝视的内容，我喜欢这样平静地与世界相处，喜欢每次怦然心动产生的愉悦。”

后来他感觉自己变得麻木和懈怠，不知道自己真的只能止步于爱好者，还是一开始就没有试图达到某种高度的勇气。2015年的时候，他在《渐行渐远的摄像》里写道，“我开始为一时的懒惰感到遗憾，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等来那盏灯光。”

“我不是导演专业出身，但我这一生都在寻找表达途径。我做过很多尝试，后来发现电影最适合我。”一束高亮的灯光，如今已经照在他头上。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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