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摆渡人

谢银根我的阅读岁月好像一直浸透在经典译本里。还在做学生的年月，新华书店解禁外国文学名著，同学们奔走相告，我笃定地坐在砖头上排队购书。当我幸运地买到《包法利夫人》《高老头》时，一种神圣的情感在心里涌动。

《高老头》的译本出自傅雷，读来相当流畅，并且具有特有的韵味，让人对译者心生敬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读的也是傅雷的译本，那时我正处于青春彷徨期，爱情的迷惘、无望和幽思得到纾解。那诗一般的译者序言，至今都可以随口背出。

进入比森林还要茂密宽广的外国文学世界，我开始留意经典名著出自谁的译笔，傅雷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李健吾译福楼拜，李丹译雨果，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张谷若译哈代，汝龙译契诃夫，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穆旦译普希金，力冈译艾特马托夫，丰子恺译紫式部，冰心译泰戈尔，杨绛译塞万提斯，季羡林译迦梨陀娑……他们都是文学的摆渡人，倾全部心血移译他们喜爱的作家作品，“隐遁于精神境域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欣赏异域文学的窗口。

时光匆匆而过，文化产品的匮乏一去不复返，外国文学的世界精彩纷呈，书店里各种译本琳琅满目，在过去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我也深深地担忧，喧嚣与骚动正侵蚀着文学翻译。名著犹如丰富的地下矿藏，不是一次阐释就能穷尽对它的挖掘；不同时代的读者需要不同时代语言的译本；每一个译本也未必能尽传原著之神和风格——因而，名著重译，甚至同一名著有十几个译本无可非议。然而，不少译者唯名著畅销排行榜是瞻，选题大量重复，浪费了极大的人力、财力，且往往“缺一条腿”：外文很棒，但中文基础差，或者中文流畅，但望文生义，纰漏丛生。更有甚者，胡译、乱译、错译、漏译、转译，人名地名顺手翻，附录索引随意删。一些译本，或囫囵吞枣，或掐头去尾，或乔装打扮，或重新包装，或作品封面上见不到译者的名字，或一串化名堆在一起，或好几个译者合译，文风却未统一。这种做法不仅歪曲了原作，伤害了作者，也损害了读者的利益。

田德望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师从莫米利亚诺教授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终于在耄耋之年为中国读者献上《神曲》，并获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同为彩虹奖获得者的绿原先生集诗人、文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在70岁高龄开始翻译《浮士德》，皓首穷经，终于攻下这一文学堡垒。《红与黑》的译者张冠尧是法国文学翻译高手，父亲精通法语，母亲是语文教师，自小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和外语功底。在联合国使用的6种正式语言里，他通晓5种，其译文优美典雅，隽永传神。外文功底和中文修养，对于译者来说，是身上的两道华美流苏。

我曾收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寄来的《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一见如故的亲切感迎面而来。李健吾与周克希两位先生的译本有不同的审美追求，但同样传神达意，同样优美流畅。李先生译文味醇，周先生译文味鲜。我忍不住拨通了周克希先生的电话，先生笑声爽朗，说翻译是遗憾的艺术，更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先生谈到傅雷的法国文学翻译，谦虚地说自己不敢译《高老头》。我深深感佩，名著重译，接力者还须如前辈一般，对文学怀有一颗珍视、敬畏的心，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才能攀登得更高，眺望得更远。

愿有更多来往于不同语言文化河流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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