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价值

□辛望南

近年文学批评颇为清冷、寂寞，消费文化放逐了它，它也似乎在自我放逐。这放逐不像上世纪90年代话语转型期间批评的失语，而是价值多元下的“六神无主”，文艺多元下的无所适从。这和传媒发达、话语多元有关。在一个消费文化风行的时代，批评的话语权力被剥夺，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和神圣，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批评言说当下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批评也似乎没有了言说的热情。批评从山顶上跌落下来，碎成涓涓细流。在这种状况下黄祖松的一本《文化思闻》到我手边，我觉得颇为可贵。

文学批评的分流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是正常的，必然的。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在上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批评的分流。在《六说文学批评》中他分析了批评的生态分布，将批评分为大众的批评、专家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大众的批评在沙龙里，在公众间，是口头的批评。人们看了文艺作品就要发表感想，谈论是非，于是构成大众的批评。专家的批评是记者、编辑、文艺机构专职人员的媒体批评，也包括大学教授、研究人员的学院批评。大师的批评是指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批评，他们深谙艺术创作的规律，深知艺术作品的得失，发言虽不全面周到，却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消费文化的风行，蒂博代的批评生态分析似乎又有所变化：大众的批评还在大众中流行，但它不见诸文字，不左右文艺创作，只是文艺批评的社会心理基础。大师的批评日益减少，作家艺术家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也不愿意再发言。专家的批评空前壮大，但也产生明显的分流，形成媒体的批评和学院的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迅速膨胀，它以无所不及的力量挤占文学批评的空间。文化娱乐版成为媒体联系读者、扩大地盘的桥梁，它们介绍乃至炒作文艺作品，曝光乃至渲染花边新闻，一些拍摄花絮、演员绯闻之类的东西整版整版地涌现。这样一些记者、编辑的批评和大众批评合流，推动着社会欣赏趣味。这样的媒体批评以它的时效性、娱乐性、通俗性为特点，当然也显示了它的肤浅性、平庸性乃至庸俗性，而成为文化快餐。文学批评的思想启示、学术品格、创作引导、倾向发现等作用在这样的媒体批评中丧失殆尽。专家批评的责任转到学院派，学院批评也因分流而尖端化。学院派批评有系统的知识，有深厚的历史感，因而有它的深刻性、独到性，但学院派批评也因分流而追求思想新颖、理论奇特、方法更新，忽视了对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现象的关注，甚至是有意疏离。学院派批评因缺乏敏锐的艺术感受、带有沉闷的学究气，越来越小众化。在这样的批评生态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期待一种关注文艺现实、思考文艺现象、感受文艺倾向、分析创作得失的文学批评。黄祖松的《文化思闻》就是这样一种批评。

黄祖松身在报社，但他不搞媒体批评的娱乐新闻，大学中文系的系统教育使他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媒体的前沿位置，又使他关注广西文艺发展的现实，领会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和文化决策。这就使他的文章兼有专家批评的价值选择，又有媒体批评的时效特点。

作为报人，他深知传媒在消费社会里流于文化消费的弊端，写了长文《文艺问题及其传播》，考察了文艺新闻、文艺评论、文学创作、电影电视迎合大众趣味乃至媚俗的倾向，表现了他批评的问题意识，也表明了他严肃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批评立场。但是他又不僵化，为文艺的大众化、市场化出谋划策，写了《文化广西  产业突破》，结合广西的特点，提出文化开发的思路，“如广西的民歌、民族风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节庆、会展等，可以列入培育产业的重点”，这既是满足大众文化的需求，又是繁荣广西文化的突破口。他主张《事业产业双比翼》，对于广西近年文学艺术事业产业相互推动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总结，既提升发展文化产业的信心，又明确艺术创作的方向。促进文艺发展，是批评的重要功能，在这方面，黄祖松的文章，既表明了他的责任意识，又表明了他的概括能力。这是批评价值的重要体现。

作为报人，他深知自己批评的前哨位置，对党和政府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思想和重大举措，他通过自己的批评加以体现。诸如民歌文化的发扬、文艺政策的宣传，黄祖松都做了自己的解读。不要简单以为这是批评对政治的依附。首先，正确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依附是需要的；其次，这种依附是出于批评家的内心要求和正确理解。一声《爱唱歌的民族不老》，喊出了作者也是广西各民族的激情；一声《乘着歌声的翅膀》，显示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活力。关注当前的文艺事业，推动当地的文艺发展，这是报刊批评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学院批评划出了不同的领域。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批评价值的重要体现。

作为报人，无疑要配合党和政府的决策，推动文艺事业发展；作为批评，又要体现批评家的见识和思想。黄祖松的批评在这方面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刘三姐”诞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广西的文化精品并不多，但黄祖松把《刘三姐》作为“广西形象”的体现加以褒扬，是颇有胆识的。它既提升了民族精神，又激励了艺术创作，实践证明它的效果是好的。又如《呼唤“广西精神”》《广西文坛的团队精神》《文化广西呼唤“领军人物”》，敏锐感知广西文艺现状，褒扬当褒扬，问题归问题，批评家的敏锐感知和介入精神，在这里体现出来。这是从宏观上讲。从微观上讲，黄祖松的评论也有不少自己的发现，如《“剑气”归兮》《“卖点”是价值》《聊聊无聊》，或新意张扬，或反义新说，以自己的独到见解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体现了批评家必备的素质。

《文化思闻》是媒体的批评。它关注当代文艺现实，思考当地文艺发展，配合党和政府的文艺工作，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媒体批评的优势，也发挥了文艺批评的作用。《文化思闻》又不是媒体批评。它避免了媒体批评追踪娱乐新闻、制造阅读热点的弊病，坚守着批评的庄严职责。在当代批评分流的文化语境下，我们很久不见这种既有思想性、现实性，又有时效性、当代性的批评了，它将传统批评的神圣职责与现代传媒的优势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介于媒体批评与专家批评之间的新路，体现着批评的价值。黄祖松的这种探求弥足珍贵。

（作者系山东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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