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打通双循环“堵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世界。中国经济最早受到疫情冲击，又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复工复产。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宏观政策取向？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打通制约双循环的堵点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从外部看，拜登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分别采访了祝宝良、刘尚希、宋晓梧、郑永年。

祝宝良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8%左右建议财政赤字率3.3%左右

-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冲击中重启，2020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同比下降6.8%、增长3.2%、增长4.9%。“预计2020年四季度增长6%以上，2020年全年增速在2.3%左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说。

展望2021年，祝宝良认为，受2020年的低基数影响，2021年我国经济会出现补偿性增长。假定2021年四个季度环比都为零增长，2021年经济增长速度会反弹到6%左右；如果2021年四个季度环比保持在1.4%左右的我国潜在经济水平，则2021年经济会反弹到10%左右。2020年以来，我国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效应仍会对2021年经济起到推动作用，我国经济会继续恢复。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左右，全年出现前高后低态势，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会达到两位数。

分类来看，祝宝良预判，2021年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会保持稳定，制造业投资恢复增长，预计2021年投资增长10%左右；2020年消费在三大需求中恢复最为缓慢，基数效应也最大，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会反弹到12%左右；出口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预计2021年我国出口增长5%左右，进口增长6%左右；物价上，预计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左右，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上涨1.5%左右。

不过，祝宝良同时指出，疫情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叠加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较为复杂。

一是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仍然困难。从2020年全年看，企业利润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有所上升。一旦恢复缴纳社保费用，普惠贷款还本付息延长期结束，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又会反弹。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时有中断，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影响企业的生产。

二是结构性失业压力较大。

三是金融风险仍在积累。中小微企业4万亿普惠贷款还本付息政策和其他贷款应延尽延政策结束后，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会暴露。减税降费政策退出，部分企业利润会下降，企业违约会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会受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债务负担上升，信托、债市等资本市场的金融风险或许会进一步暴露。

那么如何应对2021年的挑战？祝宝良给出了多个建议，包括：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等。

在政策取向上，他建议2021年一般财政预算赤字总量保持2020年水平，财政赤字率3.3%左右，适度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管好货币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同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

在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方面，祝宝良建议，首先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加快以注册制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二是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是促进土地流转，保障重点区域、城市群、城市圈发展的土地需求。确保农民能够成为土地增值的受益者和获得者，提高农村常住人口的收入水平。四是提高技术市场效率。以金融手段来推动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等。

刘尚希

阶段性财政政策不能大规模退出，房地产税没出台迹象

2020年12月16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同时会议提出，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如何看待2021年具体的财政安排？地方债务风险是否会进一步暴露？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他看来，阶段性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能大规模地退出。此外，2021年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但要特别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隐形化。

在刘尚希看来，财政政策要与社会经济状况、对冲公共风险的需要相匹配，2021年的不确定性还是相当大，面临的风险挑战不亚于2020年。其中，2021年地方财政、老百姓的收入、企业的运营等方面的日子可能并不会很轻松。因此，2021年的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的要求，政策调整的曲线和节奏必须是平滑的，阶段性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能大规模地退出。

具体来看，刘尚希建议，首先，财政赤字率不能大幅地下调。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赤字率越低就越好，它一定要和经济社会领域公共风险状况相匹配。第二，2021年名义上可以不再需要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但财政支出要保持一定的强度的话，在取消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要在其他方面保持支出的强度和力度。第三，现在地方债务的规模和比重越来越高，2021年要适当压缩地方专项债的规模，同时适当增大中央的债务。也就是说，应当把地方债务适当加到中央债务的比重中，通过扩大中央债务的规模来优化债务结构，防范风险。

2020年，永煤等国企信用债违约现象引发关注。在刘尚希看来，类似永煤国企信用债违约不排除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过大有关。不过，他认为，2021年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未来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约束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想办法千方百计不违约，但地方政府隐藏、遮蔽或者后移债务风险的动机就会大大增强，以缓解偿债的压力。因此，我们要特别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隐形化。”刘尚希提醒。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财政如何发挥好扩大内需、保企业的作用？刘尚希认为，财税体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等都有改革和完善的空间。同时，我们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把要解决的问题纳入到改革的方案当中，以稳定和引导企业的预期。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关系要进行改革，而且这一改革可以和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财政资金的直达等结合起来推进；减税降费的空间取决于财税改革的空间，进行减税降费时一定要和财税改革结合起来等。

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还提出，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此，刘尚希认为，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形成的水涨船高的自然效应，而不是通过某项税制改革就可以把这个比重人为拔高的。因此，短期内难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对于直接税中的房地产税，他认为，不能为了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就马上出台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的出台要特别审慎。“征收房地产税要‘立法先行’，房地产税出台的进度关键是看立法进度，目前没看到立法出台的迹象。”刘尚希说。

宋晓梧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打通双循环消费“堵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那么，如何打通影响双循环的堵点？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看来，打通双循环的堵点，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的制约。

如何从供给侧打通影响双循环的堵点？宋晓梧指出，目前供给侧不足的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我们还有很多被国外卡脖子的高新技术要攻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城乡和不同人群之间的供给还存在差距。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提升，但是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距离均等化教育水平还有差距，还有很大的投入余地。”

针对供给侧不足的问题，宋晓梧建议，中国还需要一定的投资，但是要汲取过去无效投资的教训，投资要投到能够解决当前供给不足的领域，重点投向保民生和就业的领域。比如，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此外，宋晓梧还指出，也可以把投资和新基建结合起来。“在投资养老产业、医疗卫生体系时，可以和5G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结合起来。”

从打通需求端的堵点来看，宋晓梧指出，需求的来源有三个：投资、出口、消费。从解决供给不足的角度看，一定的投资是必要的。但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未来更要着力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欧美及日韩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投资增速将低于总体增速，拉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将转移到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方面。”

目前哪些问题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宋晓梧指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要提高居民的收入，但更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的制约问题。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宋晓梧认为，农民工收入长期偏低，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而这就需要打破城乡行政分割，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是畅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渠道，这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要进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乡行政分割局面，将附着在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巨大潜在财富转化为农民工和农民可以平等交易的财产权益。三是优化个体从业者就业环境。”宋晓梧建议。

此外，在分配制度改革上，他还建议：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二是构建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的分配体制，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三是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宋晓梧还建议，要提高直接税比重，发挥税收平抑贫富差距的作用。“一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十四五’时期不宜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二是‘十四五’时期稳妥开征房地产税。三是‘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郑永年

应对中美关系最好的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如何看待2021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拜登的当选会给2021年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化？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他看来，多个有利因素支持2021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对于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他认为，拜登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进行非理性的强行脱钩，但不会立刻废除特朗普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也不会立刻取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而且他很有可能还要做加法。

在郑永年看来，虽然当下欧美又有了第二波疫情，并且病毒出现了变异。但支持2021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正在慢慢地释放，加上2020年被抑制的经济增长力量的反弹，相信2021年全球经济形势会好于2020年。首先，欧美对疫情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共识，且已有疫苗的好消息。第二，线上经济正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美国不会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太认真，还是会继续鼓励网络经济发展。第三，疫情发生至今，美欧发达经济体居民储蓄率在上升、金融业并未在疫情中受到太大的影响。而线上经济和金融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两块都利好2021年经济的恢复。此外，从国际环境看，2020年RCEP的签订、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这些都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注入了确定性和动力。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拜登政府执政，中美经贸脱钩的情况是否会好转？对此，郑永年认为，尽管我们不能期望拜登新政府对中国有多好的贸易政策，但预计拜登政府不会采取特朗普那样非理性的方式强行和中国脱钩，拜登会调整特朗普时代对华强行脱钩的政策。“拜登会继续考虑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的领域和中国脱钩，除了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在民用和商用领域绝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一刀切地与中国强硬脱钩。”郑永年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遏制中国发展上有很大的共识，现在美国还有非常强硬的反华势力。对此，郑永年指出，拜登上台后，不会立刻废除特朗普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也不会立刻取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而且他很有可能还要做加法，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等。“拜登要想弥合当下美国的分裂，就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就是美国中部那些农业州的支持者，否则拜登执政的基础会非常薄弱。”郑永年解释。

那么，如何应对拜登时代的对华政策？郑永年建议，中国要理性对待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应对方式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拜登声称要与其他国家联合来对抗中国。但现在来看，2020年RCEP成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这些表明东盟和欧洲都不想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作用是有限的。”郑永年称。

“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左右，全年出现前高后低态势”。——祝宝良

2021年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我们要特别防范这种隐性的地方债务风险。——刘尚希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要提高居民的收入，但更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制约问题。——宋晓梧

对中国来说，应对中美关系最好的方式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郑永年

新京报首席记者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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