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都市“奴”群体 黄安琪 叶锋

明明收入不错，却称自己为“奴”。不知不觉中，城市人群中有了“房奴”、“车奴”甚至“婚奴”。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都市出现“奴”群体

毕业于上海大学的Allen在上海外高桥船企工作5年多了，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一年前，他以1万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上海金桥一套90平方米的公寓。为凑首付，他倾尽这几年存款，还让父母拿出数万元积蓄。目前，Allen为房子“月供”3400元，近月收入的一半。“现在出去应酬比以前少了，大多数时间一下班就窝在家里，每月交房贷的那天，心里就像被刺痛了一下”。Allen叹一口气，以一种无奈而调侃的口吻说，“我成了地道的‘房奴\’。”

一位名叫“孙大圣”的网友在网络论坛上倾诉自己的苦恼：“为让孩子上好学校，只好高价买‘学区房\’，想办法把户口迁到学校旁边，一次花费大概三四万！孩子上学了，我成了‘孩奴\’！”有网友跟帖：“我也是孩奴，但我不虚荣，我是身不由己！”

高房价折磨着许多年届“婚龄”的人。有一个仿“沁园春”的段子在网上流行：“……早起晚睡，达旦通宵，丈母娘说，买个房子才达标。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房难搞。楼价如此虚高，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有些人咬紧牙关东拼西凑借钱买房，结婚之后无奈陷入重重债务，沦为“婚奴”。

“奴”人在城市中如此多，以致种种“奴说”已不仅是个别人的戏言，而是一种热门语汇、一种社会现象。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大词典》（第三版）中将“房奴”（mortgage slave）、“婚奴”（wedding slave）收入其中。

此“奴”非彼“奴”

“房奴”、“车奴”、“孩奴”……名目繁多，但此“奴”非彼“奴”。他（她）们大多具有如下特点：年轻，二三十岁居多；高学历，一般具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不乏毕业于名校者；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事“体面”工作，收入中等或偏上；不少人来自小城镇甚至农村，但铁了心在城市呆下去，“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老家一套房”；面临结婚、买房等大型“刚性支出”，负债累累……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奴”人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上有支付能力，比如通过按揭贷款等方式进行“大宗消费”的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带着自嘲心理自称“房奴”、“车奴”；另一类是支出超过自己实际消费能力的人群，这些人常常处于“临界状态”。

正在举行的政协上海市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屠海鸣提交了3件关于解决年轻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提案。在他看来，很多“房奴”、“婚奴”，实际上是“夹心层”，“很多青年白领享受不到政府关于廉租房的政策，又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也无力购买商品房”。在他看来，各类‘奴\’的出现，是收入与生活成本差距拉大、社会保障又无法及时填补缺口所致。

“奴”群如何解压？

“奴”群体的出现不是简单的负面现象。事实上，“房奴”、“车奴”、“婚奴”首先希望的是通过辛勤工作、踏实奋斗早日摆脱目前状态，个体化的努力构成社会不断上升的集体性动力。许多自嘲，不过是口头上的牢骚而已，“奴”现象尚不构成激烈的刚性矛盾。但是，如果对“奴”群体熟视无睹任其蔓延、个人收入和生活成本间的差距无限拉大，青年人的奋斗精神就会受挫，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会难以提升。

“奴”群体需要解压

上海市政协曾进行过一次“上海市民生活观、幸福观”课题调研。调研发现，部分市民生活中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现象，比如有的家庭吃低保，却送子女上私立学校；婚礼讲究豪华、住房讲究高档奢华等。对此，需要帮助人们树立“符合实际”的消费观和生活观。  调研报告同时提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降低市民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应“通过提高低收入市民经济水平，通过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群体经济收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专家认为，这一分析和建议，适用于解决“奴”群体压力过大问题。

（新华社上海1月26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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