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中的国学热去了非学术的因素和凑热闹赶时髦的泡沫

浮躁中的“国学热”，去了非学术的因素和凑热闹、赶时髦的泡沫，究竟能真热多久，尚需冷眼观看。至少，风云际会的学术明星们，“国学”的根底比较欠缺，一张口就会露出短板，当是不争的事实。像写出“庄子何其人”这样不通语句的“明星”，在古代的国学大师那里，就该受戒尺责罚！

由此我自然联想到郑玄处罚婢女的故事。那位东汉时代的郑老师，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是承先启后的经学家，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后汉书·郑玄传》：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

《世说新语》故事：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读书。一次郑玄曾使唤一个婢女，事情干得不称心，郑玄要揍她。她急于分辩，郑玄更生气，就叫人把她拉到泥淖里罚站。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婢女经过此处，见状，遂问她：“胡为乎泥中？（引自《诗经·邶风·式微》，意为：为什么会在泥水中。）”她回答说：“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引自《诗经·邶风·柏舟》，意为：我急急忙忙去诉说，反而惹得他发火。）”瞧瞧郑老师家那个文化氛围，看看郑家仆人的文化品位，普普通通两个奴婢，一说话便是子曰诗云，且引用得恰到好处。那两位女仆若生当今世，绝对可以上央视百家讲坛，做首席讲师。而大红大紫、巧舌如簧的“明星”教授，若放在东汉，让其去郑玄府上打杂，恐怕还得先送上束脩，请郑大师给她“恶补”一阵古汉语基础才行呢！

奴仆的品位折射着主人的品位。主文奴不粗，耳濡目染使然；或许是郑大师设定建设“学习型家庭”目标，要求仆人古文必须达到六级。同理，官大奴也大，宰相家人七品官，也就毫不奇怪。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国度，府衙越高，门槛越高，看门官的架子就越大。明人宗臣《报刘一丈书》中就描摹了一个权贵家的守门人，他故意刁难不让来人进去，逼得对方甜言媚语装作妇人的姿态，把袖里藏着的金钱偷偷地塞给他。翌日再来，守门人又怒冲冲责怪客人“来得勤”，直到客人再次“孝敬”一笔钱后，才放他进去。离开时客人还一再对守门人作揖道谢。

宗臣笔下那个家奴，不过仗着主子的势位狐假虎威，勒索几个小钱罢了。而人民网上一则题为《司机也是肥差！江西原交通厅长蒲日新被带走传其司机贪污千万》的新闻，就让人不能不对今日仆人的身边人刮目相看了！其实，宰相府前的看门官，并不是天生的官腔官调、摆官样子。他们会不会仗势欺人，首先是与宰相本人的品行素养直接相关。因为厅长大人疯贪，那个司机才敢学样。要管好手下人，首先得管好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最后说一个司马光的轶事。司马光倒是正经八百地做过宰相，他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直呼其字，只称“秀才”而不称“老爷”、官衔，其主仆间距近乎“零距离”矣！）。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如此称呼，就训导仆人说：“你怎么可以那样称呼当今宰相大人？你得称他‘君实相公\’噢！”司马光一听老仆改了称呼，立即询问原因。知其然，遂顿足长叹：“好好一个老同志，活活被苏子瞻给教坏了！”试想，假如司马光平日一脸的首长相，处处摆高官谱，那个老仆还敢以“君实秀才”称呼他老人家吗？

奴仆的品位，总是连着主人的品位，无论是文化，抑或是德行，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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