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村，拿什么拯救底层沦陷的悲情

□李妍

在广西一个叫温江村的村子，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但这三千人的村庄有100多人因为抢劫而被抓。打工、辞工，团伙抢劫，相似的经历让很多人锒铛入狱。(9月20日央视《新闻1+1》)

一个三千人的村庄，一个个被犯罪伤害的家庭。这不仅是一个村庄的悲情，更令每个身处城市的人们无法置身事外。在这样以村庄聚合为形式的抢劫事件中，谁又能保证自己能够逃离罪案阴霾，成为幸免者？表面看来，抢劫村不过是裙带老乡为脱离贫困，通过“传帮带”团伙抢劫种下的恶果。但从村庄百余青壮年均掉进犯罪泥淖的特殊讯息里，我们却更多地解读出了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有关此类底层恶性犯罪的事件，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曾提出过“底层沦陷”的概念。在生存状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缺乏资源改善生存状态的底层会出现沦陷和堕落。很显然，广西这个贫困村庄成为抢劫村的事件，就是底层沦陷的一个例证。我们经常会认为，在社会道德、权力、资本等出现堕落的时候，可能造就一批堕落的权钱者，而底层人群还保持着勤劳、朴实的本色。但现实往往并非这样，当社会堕落的时候，底层人会随之堕落，甚至更堕落，只因他们没有更多资源来抵御这种沦陷。

匮乏的资源、逼仄的生存空间，都会从根本上扭曲一个人的是非观与价值观。只因是非、伦理、价值都是要以尊严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时，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然开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倘若只是从教育、贫困等角度，来看待抢劫村生成的前因后果，显然并未击中命门。

正如中国社科院2010年《法制蓝皮书》的作者所说，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的差别，农民工就业和受教育的困境，包括到城市之后的社会保障和救济机构的欠缺，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外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他们的诱惑，城乡道德观念的变化，还有城市人的歧视心理状态的变化，都是导致这个群体犯罪高发的原因。

不得不说，在经历故乡贫困沦陷之后，寄望通过城市改变命运，寻求“心之安处”的新一代农民工，面对城市住房、教育、医疗、救济等诸多制度壁垒，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当一些城市人在分享财富快感时，蚁居于城市的农民工却仍然要为生存挣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又不属于同一城市，他们每天在城市中相遇，生活却又从来没有交集。当改变命运的梦想被撕裂，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悄然发芽，罪恶滋生了。

这让人联想到此前发生在深圳的学生绑架事件。被迫搁浅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既回不去又留不下来，他们只能勒索这座城市。同样，在抢劫村里，那个被判死缓的阿星不也只是梦想“一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而不可得，最终才步入抢劫的罪恶深渊吗？

该如何拯救如抢劫村般的底层沦陷悲情？这样的命题不只为底层农民工而设，更是对城市人自身的救赎。在一个分层社会中，不必讳言底层沦陷，更不要认为所谓的“挤出效应”就能让城市安宁。公共政策真正应做的，不仅在于改善底层生存环境，消除城市制度壁垒，更需提供一个能自由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即使现在比较困苦，未来却仍有希望，这不仅事关生存尊严，更关乎个人权利。 

（据9月21日《重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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