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红包焦虑症： 被异化了的传统礼仪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教师节里，舆论谈论最多的，并非师生浓情或育人之道。家长与老师之间，一场有关红包的纠结，让纯净的节日变了味道。其实，不止老师，医生、评委、监管，甚至火葬场的职工，也时时承接着红包的“礼遇”。于是，红包成为了一种文化，感情、面子、攀比，其中也可能掺杂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必要回避，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只是这红包的分量，造成了我们道德上的难以承受之重。送者未必甘心，收者未必坦然。红包焦虑，就这样蔓延开来。有了焦虑，就该诊断一下了。事情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送者与收者双双的“身不由己”。这其实是我们对所谓生存法则的依赖，同时也是我们对制度魄力的一份亏欠。

翻开报纸，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新民晚报》报道，上海一位市民在去年十一长假中，接到了10张请帖，或是朋友结婚，或是亲朋生日。每人随了400礼金，一个月工资没了。这位市民的话很形象——“一个月的血汗钱啊，就像从肋条上往下割肉。”《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民史先生，有6位姐姐，而这6位姐姐给他带来了14个外甥、外甥女，每年的压岁钱、生日红包让他苦不堪言。终于，有一天，史先生召开家族会议，宣布放弃做舅舅的资格。《长沙晚报》报道，为了迎合越来越盛行的“红包文化”，长沙某银行曾推出“电子红包”业务，送红包者根本无需征得对方同意，就可以将最多500元的红包送到对方账户，而且，可以把所谓的祝福语一并写在“电子红包”上，可谓方便之极。只是，这样的红包中还有多少感情成分，我们不得而知。

红包焦虑——送的苦恼，收的纠结一边是送的苦恼送不送、送什么，另一边是收的纠结收不收、怎么办。这样的畸形“文化”，其实已经背离了千年相传的礼仪本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越来越复杂，红包的用处也越来越大——从原先的庆贺祝福延伸到求助、感谢，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红包的内涵也越来越大——从货币到烟酒、购物卡、生活用品、古玩无所不包，甚至还出现“送旅游”。

有人将刚刚过去的教师节称之为“谢师节”。不过，据媒体调查，60%的家长都不希望给老师送礼，但最终的事实是，70%的家长都会给老师送礼。与此同时，大多数老师也表示不希望接受礼物。

不止老师，医生、评委、裁判、监管，乃至火葬场职工……似乎只要是与公共资源沾点边的行业，都有红包流行——对官员而言，以红包之名行贿赂之实者，亦不在少数，不过此类行为属犯罪，不在我们所讨论之列。目前，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收红包意味着尽心。在教师节中，有家长说，其实不想送，但看其他人都送了，害怕老师因此对自己的孩子有偏见，所以花钱买个心安。

2010年，央视的一组公益广告引发广泛共鸣，电视画面中，一位医生对患者家属说：“病人终于脱离危险了！”家属随即奉上红包，医生拒绝并沉痛地说：“你在侮辱我！”另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老师、公务员和驾校老师拒收红包。

广告播出之后，获得不少称赞，但也有人提出质疑——红包，并非都是送出者的责任。

新华社报道，一位家长就感叹“送和不送真的不一样！”这位家长的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在幼儿园总是吃不饱，回家常喊“饿死了”；后来送了红包，老师总是加餐，女儿回来就说“撑死了”。怎么办？送！于是，红包的存在愈发广泛而堂而皇之，越来越多的人被所谓的红包文化胁迫。有论者一语点破——红包盛行，折射出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缺失。这样的畸形“文化”，其实已经背离了千年相传的礼仪本义。

新闻推荐

小产权房清理切莫重复“狼来了”

连日来，“北京点名清理７９个小产权房项目”的消息再次吸引了公众对小产权房命运的关注。然而，一次次“严厉清理”后的无果而终，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小产权房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