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调”一阕流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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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少平

苏州评弹，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级名录。开宗立派的徐丽仙在评弹艺术上以执著著称，她勤奋学艺，四处求教，她在弹词演唱上融合其他曲艺形式的唱腔和音乐特点， 在她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根据自身条件、时代特点和观众的审美要求而创造了“丽调”——这一在弹词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因此赠诗徐丽仙，“一曲琵琶凄婉绝，丽调端合唱焚香。”可见评价之高。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也在《听评弹小记》一文中，以很大的篇幅对徐丽仙的唱腔大加赞赏。相声界大师级人物侯宝林先生也在《曲艺》杂志上撰文《我说徐丽仙》，表达了对徐丽仙艺术的仰慕。最具权威的当属1961年4月20日在中国文联、文化部艺术局、中国曲协专门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为徐丽仙弹词艺术作的长篇发言，他称赞徐丽仙的弹词唱腔特点有着“……婉转而不柔弱，沉着而不拘谨，舒徐而不散漫，深湛而不做作，优美而不浮华，含蓄而又明朗的长处。”他认为徐丽仙的“唱腔的技巧，不只是依靠她那丰富的音乐知识，而是相应的生活感受的特性为条件的。”如此评论、评判，在王朝闻先生的美学文章中是极少见的。

《徐丽仙传》一书，作者站在史家的立场，从客观的角度，对徐丽仙的艺术和人生作了历史研究式的考察，可谓是徐丽仙评弹艺术的信史。全书29万7千字，250余幅历史照片和资料影印件，全方位地展现了徐丽仙坎坷的人生和从艺道路上的艰辛。书中的历史照片有些是徐丽仙的子女授权作者首次刊用，弥足珍贵。其中《徐丽仙年谱》的编写，作者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作者遍搜到大量的刊物、旧报及至方志中，从当事人的访谈中，从其他艺人的记述中，缕析条分，去伪存真，在研读中更新自己的认知，丰富自己的情感，努力“编定一份比较完整且合乎学术规范的年谱。”（作者语）。可以这样说，这份年谱极大地拓展了徐丽仙——个体在尘世有限的生命经验，为我们认识徐丽仙和了解“丽调”的产生提供了多种理解和阐释的可能。

《徐丽仙传》一书共五章，计二十八节。因为是传记，不能虚构故事，不能虚构人物语言。追叙真人真事，但不能悬想事势，更不能设身局中。一部传记作品，要达到学术性和文学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是十分困难的。有关徐丽仙的一些史料，怎样地将其转化为叙事，这需要作者仔细研读、认真分析并完全吃透其中内容的。《徐丽仙传》一书中的文字结构及描述是在尊重史实基础上的再创作，给人一种笔致宜人的感觉。看来，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传记属历史范畴，所记述必定是发生过的史实记录。“纪实”读来难免枯燥，故作者在每章节前均以每章节所叙述内容、而相应地增写徐丽仙的有关弹词篇目的唱词。如：第一章，牵愁惹恨几时休（1928-1949）。作者以徐丽仙《红叶题诗》的唱词为引：“思悠悠，恨悠悠，凄凉岁月总悠悠。朝无休，夜无休，牵愁惹恨到几时休！我的心中事，在那泪中流，泪珠儿如同春水向东流……”正因为这段唱词的幽美，极易引人共鸣，且文学性又强，故而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至此，作者才动笔写第一章的第一节，“故乡烟水阔”。笔者举此体例，是因为此体例在全书结构中比比皆是，且运用的恰到好处，因而此书虽为传记，但文学性也较强，读来怡情悦性。再者，全书引用材料之多、之繁、之细，读者自可在每页中的注释中去体察、体味、体悟。作者虽然囿于才情，但作者写这部传记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在这篇书稿中尽量避免使用诸如“评弹大师”这样的提法。……因为在今天的流行话语中，“大师”的称谓早已变味乃至变异，已不再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褒词”。具体到徐丽仙而言，在她一生的艺术探索中，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将弹词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但她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误，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艺术得失，有艺术家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可能后者所起的作用更大。”作者能有这样的认知和清醒，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必须坚持学术性和科学性的责任使然。

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艺术迎来了一个兴盛时期。徐丽仙躬逢其盛，也迎来了自己评弹艺术探索、创作的全盛期。1951年9月10日，在上海评弹改进协会妇女组的一次义演书戏《众星拱月》的活动中，徐丽仙扮演其戏中居委会主任一角，其中“光荣妈妈真可爱”一句唱词被视为“丽调”唱腔的萌芽。1953年2月，徐丽仙参加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其间，“丽调”渐成体系，选曲《为来为去为了你罗汉钱》、《可恨媒婆话太凶》等成为“丽调”代表作。1960年7月，徐丽仙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亲切接见。并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其间，徐丽仙为周恩来进行了专场演出，酷爱评弹艺术的陈云单独接见徐丽仙等人，自此，她与陈云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徐丽仙逝世前病重时，陈云曾亲自过问。（第五章有‘北上求医、陈云探望\’一节记述）。上世纪1960年至1965年，在北京，徐丽仙“一曲新声醉京华”。在香港，徐丽仙“誉满香江梨花落”。创作上，徐丽仙“春阑初谱葬花词”。传记中此类内容的描述，作者写的文句优美，学术性较强，但读来使人感觉清新，毫无繁冗之感。作者文字功力堪为上乘。

传记中第四章：惊心草木秋（1966-1976）。作者仅用二节文字就囊括了这十年里徐丽仙的茫然无措和她坚持评弹艺术探索创作的初衷之韧。“风暴中的荒唐境遇”、“磐石下的艰难创作”这二节文字写徐丽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痛苦的煎熬，也是一种艰难的积蓄。此章中，作者文字虽沉重却透露出希冀，虽曲意却隐匿着信仰，正是这些希冀和信仰支持并坚定着徐丽仙的人生，当这场风暴过后，徐丽仙的艺术创造力迎来又一次神奇的喷发。

通读全书，作者文笔健实、健捷，把传记的史实，及学术性和文学性，科学性和可读性这几方面作了很好的揉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值得一读。

最后引用作者《后记》：“我是安徽泾县人，拙著能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我还有另一重因缘。我们泾县人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元老级人物。他的哲嗣胡小静先生也曾供职于此，这重因缘让我感到温暖。”

（《徐丽仙传》，潘讯著，上海人民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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