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鲁迅的馈赠

鲁迅（资料图）  

标点符号它能使章句节奏有依，文意表达有致，语气变化有度。标点符号原产欧洲，据说首先是15世纪威尼斯出版商阿尔德·曼奴哥在书里使用了逗号。我们的老祖宗惯于文不加点，需读书人通过揣摩文意与语气进行“断句”——此即韩愈在其名篇《师说》里提及的“句读”。“句”者，句末之停顿；“读”者，句中之停顿。韩愈比阿尔德·曼奴哥早了七个世纪，有人便尊以标点之“祖太爷”，未免牵强；他固然也以“句读”研读经典，就自己著作亦文不加点，何尝创造和使用过标点符号？“句读”费时费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作为“舶来品”，标点符号来到中国还只有百年左右，这也全靠了鲁迅“睁眼看世界”，以为提倡白话文非得新式标点相配套不可，应该“采取外国之良规”，故在1909年前后联合刘半农，大声疾呼“须用新式标点符号”，而且着手从欧洲引进一整套标点符号。这是鲁迅对中国新文化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1918年5月，鲁迅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小说规范地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这一期的《新青年》正是中国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的刊物，鲁迅又曾是其编委。这一“叠印”，有力地证明了鲁迅在推广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上具有主要的引领作用。

除了刘半农，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积极响应鲁迅，他在1919年10月为推广新式标点符号连续发表过《标点之革新》和《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两篇专文。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也十分支持鲁迅，他们在1919年11月29日代表“国语统一筹委会”向政府上书“请颁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教育部据以于1920年2月通令全国采用和推广新式标点符号。

然彼时文化上旧势力尚炽，他们切齿诅咒鲁迅等人引进新式标点符号是“崇洋媚外”，肆意嘲弄新式标点符号，说感叹号是“缩小看像细菌，放大看像炸弹”的“亡国病菌”。那个不懂外文，靠懂外文者口述自己用文言记录而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的林纾特别头痛省略号，凡在原文有省略号处皆注以“此语未完”的字样夹在译文里。对此风波，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说过：“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而有些新文学家则喜欢任意拖长省略号，鲁迅也予以批评，他说：“在洋书上，普通是六点，吝啬的只用三点，然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地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大不可以言语形容。”这些文字，让我们见到鲁迅在旧中国荆天棘地里为新式标点符号艰难开路的那种拓荒者的形象。

已故上海作家吴强因为一句“我在《红日》里每个标点就值5分钱”，而在“文革”中横遭批判。其实，把标点符号包括空格计入稿酬是鲁迅首创的。当时出版界支付稿酬总要扣除标点符号和空格，为打破这一不合理的惯例，鲁迅故意在给某书局译的一本书稿里不见标点符号、空格和段落。书局退回书稿，要求鲁迅分出章节段落，加上标点符号空格。鲁迅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符号，可见标点符号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了。”鲁迅的意见终被书局采纳，并普惠所有作者直到如今。

（据《柯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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