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之“蔡”到底是谁？

关于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不乏争议。多数人接受“书如其人”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书艺与人品并无实质关联。提出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谁也不会相信他的人品就是“天下第一”等类似观点，此处“第一”无疑是书法因素。当然，从朱熹的字也看不到世道人心，王阳明的墨迹无法窥见圣人迹象，是不是就能依此否定“书如其人”的观点呢？显然不能。王铎书法具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类拔萃，但始终不能与颜真卿《祭侄稿》相提并论。“书如其人”如何来理解？本期《墨缘》即以“宋四家”中“苏黄米蔡”等四人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为例，略加探讨。

历来论书，多先论其人。西汉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于是乎，观颜真卿书“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也”，观奸臣蔡京之书则“掩鼻过之”。有人提出质疑，这不过是事先了解书家的生平和为人之后，先入为主，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如果是面对陌生人，如何判断？事实上，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名家才具有探讨的价值。而名家的一切，势必为世人所熟知。普通书家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难成大器。

“宋四家”中的“蔡”，到底是蔡京还是蔡襄？一直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原本为蔡京，因人格卑劣而被蔡襄替换。另一说则认为“蔡”本指蔡襄，因为资历老、名气大，应该列入。实际上，按照“尚意”的风格特征来衡量，应该是蔡京，与苏黄米蔡风格更接近。从辈分的尊卑上判断，也是这样的结论。二蔡属于同乡，蔡襄是前辈，蔡京与苏黄米蔡年龄大致相仿，放在一起顺理成章。不管如何，为什么最终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不言自明，蔡襄因德高而艺彰，蔡京因人品低劣而遭丑诋。

虽然不能因蔡京的奸诈和佞幸而完全否定其书法成就，但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与历史是有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书法家做人是第一位，始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导向。这一点尤其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品道德修养，“君子比德如玉”。追求书品和人品的一致，是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艺术观。中国传统教育以诗书礼乐作为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书法家”最初并非是一种职业。文人墨客很多都是历史上的高官，客观上也造就了对“书品与人品合一”的道德性诉求。书法强调最多的不是才能而是修养。对修养的强调，实际上强调人格的提升，书法由此而成为伦理与审美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写好字的前提是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已然成为必须遵守的文化律令。“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终为人所不齿。今天虽然是一个多元社会，即使无法简单地接受这种论断，但任何怀疑和挑战都也无法抵消这一观念巨大影响。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不但书如其人，也存在“茶如其人”。爱茶之人往往视茶如同生命。由此可见，能够做到书如其人，进而是书人合一，无疑是极高的境界。弘一法师就是“书人合一”的典范。这并非日常的衡量标注，而是最高标准，只是大多数人做不到，故而有一些“书人不合”的现象并不奇怪。当下出现很多书人背离的现象，原因在于很多不过以书法做幌子来谋利，并未深入书法的内核。由此而言，崇高的人品与高格调合二为一的作品，不容易获得，苏东坡说：“凡事之所贵，必贵其难。”

那么，书和人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

书和人可以分开来看，艺术有自己的秩序，也有自己的品位。不应该用伦理秩序去强求艺术秩序，以道德人格来度量文化品位。艺术品位主要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但书和人始终无法完全切割，道德素质最终会影响审美情趣。艺术注重技法要求，也强调人文内涵。人品是为人处世的结果。人文和人品不会毫无关系。才与德分别与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相关，修养程度称为“功”，决定了书和人的关系。“书如其人”中的“人”应该理解为“人性”，而非单单指人品、人格。人是有多面性的，口是心非难免存在。如果站在蔡京和秦桧等人的角度来看，刻意追求“人品和书品”的统一，不过是利用书法来做伪装。从蔡京之书看到的是才气和性格，并非只是人品或人格。人品可以伪装，但人性不可。

清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从这句话来看，“如”是分层次的，“如其学，如其才”，最后才是“如其人”。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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