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名字、别号

电影《大决战》中有个情节，苏共代表团到了西柏坡，团长米高扬对着前来接待他的毛泽东问道，以前有个毛润之，现在很久没有听到了，是不是被清洗了？毛泽东答道，你说的那个毛润之，就是敝人。米高扬有点惊讶，你不是毛泽东吗,，怎么又叫毛润之了？一边的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毛泽东又补充道，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是小名，就不方便在这里说了。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姓名上的文化形态，也是多姿多彩的。

上古时期已有姓氏。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最早的古姓多从女旁，如姜、姬、姚、嬴、姒等等，这暗示着我们的祖先确实有过母权社会。以后，每个姓又分出若干个分支，便是氏。《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到了战国以后，姓氏就合二为一了，汉代则统称为姓。

氏作为姓的分支，其来源大致上有这样几种：一是诸侯以受封国的国名为氏，顾炎武的《亭林文集》卷一《原姓》就这样认为。以周王室为例，与天子同姓的姬姓的受封国如鲁晋郑卫虞吴燕蔡等国名都成了后代的姓；异姓国如姜姓的齐国，姒姓的越国，子姓的宋国，芈姓的楚国等国名也都成了后来的姓；二是卿大夫及其后裔以自己的封邑为氏，如晋国一国就有六大家：知、范、中行、赵、魏、韩。这后三家后来干脆把晋国也分了，前三家是政争中的失败者，但作为姓都流传了几千年了。《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中，袁术自恃“四世三公”，又得到了传国玉玺，自认可以当皇帝了。面对大臣的反对，以“吾袁姓出于陈，陈乃大舜之后”为理由，遂称帝号。舜姓姚，相传有一后代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陈国国君，都城宛丘（今河南淮阳），后为楚所灭。转了这么多的弯，依旧能够证明血统的高贵，可见姓氏用来“明贵贱、别婚姻”的宗法力量。

居住地地名也可为氏，如东门、西门、北郭、南宫、百里等等；也有以官名为氏，如司徒、司马、乐正、史、卜、祝等等。顺便说明一下，史、卜、祝是同一的，在《左传》《国语》等书中都有记载，他们因为掌握龟筮进行占卜而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操纵者，是当时社会的精神领袖。《史记·龟策列传》中也认为“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以兴，各据祯祥”。可见，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统治官员，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故以此为氏在今天都不是偏僻的姓。此外，技艺也可以为氏，如陶甄等。还有一些非汉族的复姓，如哥舒、宇文、慕容、尉迟、长孙、呼延、独孤、贺兰等，在民族、文化大融合中都进入了中华民族姓氏的大家族之中了。

自上古以来，一直是有名有字，这个习惯直到民国犹存，进入共和国之后，方才两者合一。旧说上古时婴儿出生三月后由父亲命名，二十岁成人行冠礼时取字。名与字是有着意义上的联系的，屈原名平，《尔雅·释地》有注解，“广平曰原”；颜回字渊，《说文解字》释，“渊，回水也”。以大家都熟悉的“三国”为例，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只因两者都是美玉；操是操守，故字孟德，备是完备，故字玄德；袁绍袁术一字本初，一字公路，因为绍有继承之意，术的最早含义就是城邑中的道路。有时候看不出联系，是今人缺乏古人思路，如唐朝诗人元结，字次山，这名字的联系是因为古人认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造化之气所钟，气凝则为山峰，气化则为河流，所以如有人取名为融，则可字若川。

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取名往往是两个字，其中一个是特定的，表示辈分的字眼，这种字少则十几，多则几十。如山东曲阜的孔子后裔，二千多年散枝开叶到了世界各地，民国年间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山西孔祥熙，就认为自己是“祥”字辈的子孙。还有一种排列辈分的方法是用偏傍，《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为了说明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为书中的贾府安排了五代人，第一代是三点水，即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第二代是单人傍，贾母便是这一代的妻室，而男性仅有一旁枝的贾代儒尚存，执教家塾，上上下下都要称他为“太公”；第三代是右文傍，敬、赦、政都在此列，而且贾府在取名上倒是男女平等，一样排行，那嫁给了探花林如海，生了林黛玉的贾政的胞妹，就叫贾敏。后一代的大姐元春，因生于大年初一，就另外取名了。妹妹们也都从了春字。不过，作者的本意应是悲嗟这四个女孩的命运“原应叹惜”（元迎探惜）。第四代是王字旁，第五代是草字头。其中宝玉似例外于珍琏珠环，但一是小名，二两字内俱有王字。

与中国的名字几乎同步产生的是避讳，中国文化中认为只有尊长可以称晚辈的名字，反之则不可，凡遇到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必须回避，故称避讳，避讳的方法一是换字，二是缺笔，如清代康熙之后碰到玄字都写成元或最后一点不写。往往给当时与后来人带来混乱，特别当君主之名是常用字更是如此，如汉文帝名恒，恒山一度改名为常山。李世民当了皇帝，观世音菩萨只能做观音菩萨了。连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杜牧的《阿房宫赋》都只能将“民风”、“爱民”等民字改成了人。文人还要避家讳，如苏轼祖父名序，老苏文章的序变成引，苏轼则改写为叙。有的甚至连同音都要避，如李贺之父名晋，当时就认为李贺不得考进士，不然中了便是犯父讳，韩愈劝其赴考，写了《讳辩》一文作辩解，说父名晋，子不得当进士，如果父名仁，是不是儿子不能做人了？很有逻辑力量，可是李贺终究不敢逾越红线。

后来认为称名称字不够尊敬，于是称官爵，如王羲之被称王右军，韩愈被称韩吏部。或称郡望（出生地或住地），如李鸿章被称李合肥，王安石被称王临川。文人则取别号相称，别号名字之外另取的称呼，是一种风雅的举止。大观园中第一次诗歌集会，林黛玉小姐便道：“既然要起诗社，咱们便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于是，每个人都起了别号。别号可以两个字，如王安石号半山，陆游号放翁；也可以三个字，如葛洪的抱朴子，李商隐的玉溪生；四个字的多一些，如苏轼的东坡居士，陶潜的五柳先生，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居士”在别号中用得甚多，但中唐之后，一般是指在家的佛教修行者，所以，大观园中众才女在取别号时，探春见李纨自号“稻香老农”，便说自己是“秋爽居士”，宝玉反对，认为“不确”。结果改成了三字的“蕉下客”。

如果把别号理解为名字之外别有的称号，那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公侯大官死后，官方会给予一种用作褒贬的谥号，以概括其生前的事迹和品德。始于西周。君主之谥，由礼官议上；臣子之谥，由朝廷赐予，这等于又多了一个别名了。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表彰的，如文武昭元平桓景惠空穆成等。文是经天纬地，武是威强睿德，昭是圣闻周达，元是行义悦民……。第二类是批评的，如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曰焬，杀戳无辜曰厉，等等。第三类是同情的，如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大臣的谥则多用二个字，如文政公（韩愈、范仲淹、曾国藩），武穆王（岳飞），忠武侯（诸葛亮）……不过这些谥号往往是虚伪或者粉饰而不符合事实的，如桓是辟土服远，汉末那个桓帝怎么配得上这个；好内远礼似乎只是说沉浸于宫廷生活而不讲求礼仪，说穿了不就是荒淫无耻吗？

皇帝还有庙号。自汉代起，每个皇室都有太庙（皇家祠堂），是身后享祭的称号，第一代称祖（太祖、高祖、世祖），第二代之后的嗣君则称宗（太宗、高宗、中宗、玄宗等），例外的明代有两位称祖，清代则有三个，原因知者甚众。另外还有年号，是用皇帝在位的年份以纪年的名号。由于中国没有类似西方公元的纪年法，便以此代之。从汉武帝开始，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第二年便是建元二年（建元就是年号）。以此类推。新君登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有时同一皇帝在位也可以改元，汉武帝有近十个年号，武则天更多。明清两代的则基本上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嘉靖的“知名度”肯定高于明世宗，知道乾隆的绝对多于清高宗。因此，可以用年号来称呼“今上”。故今天的创作者不可不知，谥号与庙号不可能在生前称呼的，当看到电视剧中，欧阳修自称“文忠”，康熙的祖母口口声声“我孝庄”，真让人忍俊不禁。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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