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国庆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报告,国庆长假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量高峰,发送旅客1400万人次,同比增加11.6%。民航旅客运输量比去年同日增长6.4%,单日始发游客量达96.5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与这种大数据对应的,是那些继续被重复的新闻:长假里的“不文明”:随意丢弃垃圾、攀爬峭壁、吸烟打牌;国庆首日:108公里用6小时,服务区男厕被女士占领;贵州梵净山景区:有人排队6小时未进门……
面对各种“人海”模式,呼吁落实带薪休假,令国民的休假选择多元化,几乎是每年黄金周的最强音。这种建议当然必要。但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社会而言,长假期间人口集中流动的压力,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恐怕都会存在。纵使在日本、欧洲等一些公共假期充裕的国家,每到公共假期,也还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
所以,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黄金周的“拥堵”。一是,纵使对黄金周期间的拥堵有着充分的心理预期,仍有如此多的人选择上路,除了休假时间选择上的无奈,说到底与国民休假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有着直接关系。因而,一方面固然要从休假制度的优化上,化解集中出行的刚需,但另一方面还有必要推进包括休闲、旅游等在内的第三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休假的形式上有更多的选择。
二,诸如乱扔垃圾、涂鸦等游客不文明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国民素质差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其实从现代旅游这种公共出游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与其说是国民素质差,不如更具体的说是国民公共素养意识的偏差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并有了越来越多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行动,这个过程,其实就发挥了一种国民公共素养的历练作用。那么,当集中出行中越来越多的不文明行为被发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舆论压力,这本身就堪称是一种公共文明的发育过程。
三,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心态得到演练与提升。黄金周对常规管理秩序的挑战,也将使得监管部门的管理心态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那种依靠提前掌控、由管制代替管理的封闭管理思维和手段,将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它更考验的是管理上的灵敏度、开放性与应急反应能力。
总而言之,黄金周作用于整个社会运转体系,其“拥堵”状况,一方面令公共生活中的诸多缺陷被放大,但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给社会系统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契机。当然,由问题转化为进步的动力,其效率端赖社会各方,尤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修正意识和行动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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