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教师必要的批评教育权■许艳丽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老师不敢批评学生”谁之过》。文章写道，不知从何时开始，老师批评学生成了个“事儿”。有些熊孩子当惯了“小皇帝”，一遇批评就“揭竿而起”；可悲的是，熊孩子背后往往是“熊大人”，批评学生的老师屡遭殴打。老师不敢批评学生，受害的首先是学生本身。溺子如弑子，若老师批评得对，家长应支持。

年腾讯教育网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教师认为其社会地位低，工作压力大，近七成教师认为社会不尊重教师职业。教师工作负担重，职业认同感不强，社会地位底，职业倦怠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收入的问题，更有社会评价的问题，而教师的权责不明确，相应的教育权模糊，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因素。

在封建时代，“天地君亲师”，教师的地位倍受尊崇，而完整的教育权亦能得到切实的保障，特别是教育的批评权、惩戒权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教师逐步从神坛走下来，师生关系实现了全新的解构，更加民主、开放、平等、自由的师生关系正在形成。这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体现。

然而，师生关系的平等，并不等于对教师地位的全面否定，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必须明确其应有的教师地位，必须赋予其应有的教育权。批评是教育的重要手段，惩戒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学生的个体存在着差异，发展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仅仅靠教师的说服教育，不可能完全奏效。如若连教育最基本的批评权与惩戒权都无以保障的话，那么，教师在执教过程中，难免畏首畏尾，有所顾忌。稍有不慎，对个别学生实施批评或惩戒，就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卷入家校纠纷的漩涡，带来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作为保障教师权益的最基本法律，对教师的教育权仅有以下两条比较明确的表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这样的描述，概括性极强，结果势必造成教师执行过程中，盲然适从。到底批评与惩戒算不算教育活动？如何批评与惩戒？如何掌握一个度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明确，直接导致教师在实施批评与惩戒教育活动时的底气不足，蕴含着不可规避的潜在风险。而对于教师体罚学生行为，《教师法》十分明确指出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批评、惩戒与体罚的边界仅在一线之隔，如若不在法律层面予以清晰地界定与明确，那么，教师的批评教育与惩戒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实施。

在诸多发达国家，教师的批评权与惩戒权定位相关明确，什么样的情况下予以什么样的处罚，实施的方式，处罚的主体等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这不仅保障了教师教育的独立权，而且对犯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教师工作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免除了不必要的家校纠纷，制止网络媒体的倾向性报道，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教育工作环境。这点需要认真借鉴与反思。

教育行业是特殊的行业，教育的对象是一群未成年学生，教育问题是繁杂而具体的，教育的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教育手段中不能排除批评与惩戒，更不能剥夺教师应有的教育权。而要让老师敢批评，就必须给予教师相应的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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