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

□唐伟

李新是家中的独子,大学毕业后,他在距离老家千里之外的浙江某地一家外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由于是外企,公司里很多规定都很有自己国家的特色,比如,休假是按照其国内的法定假期来安排。为了能回家多陪陪父母,李新不惜主动要求父母把自己告上法庭,成为被告,最终拿着法院的判决才请了假、回了家、看了爹妈。(1月日《法制日报》)

都说“智慧藏于民间”,为了能请假回家看看千里之外的父母,外企员工只能采取“让父母告状”的无奈之举,以达到请假回家的目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不具有复制性,不过其暴露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当职业成为回家看望父母的羁绊之后,那么寻求法律的高成本之法,却暴露出法律制度缺乏威力、个体权利保护不力、权利实现成本过高等诸多现实问题。自然,“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也是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尴尬。

有人认为,连请假都很难的外企缺乏人性化,这样的工作不要也罢,只要每个人都选择“用脚投票”,那么用人单位才会作出妥协与改变。诸如此类的观点未免有些偏激,一分为二地看,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还需要从多方发力。“求告状”的做法尽管成本过高,不过若能在解决个人诉求的同时,起到普及法律和引发关注的效果,早已超越个体局限而实现了影响面的扩大化。

外企沿用国内的法定休假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是一种不妥的做法。对于外企如何执行中国法定假日安排制度,还需要进行法律确认。如果未能执行国内的法定假休假办法,应当补休假或者进行经济补偿,无法请假或者假期时间安排不当,与管理的缺位有一定的关系。严格管理并不意味着剥夺正常的休息权利,让外企的内部管理规定“中国化”,才能做到普及化和有效对接。

在请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权利方并没有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寻求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让父母告状”的次优选择,足以说明权利保护的机制不畅,让维权者缺乏更经济、高效的选择途径。假若劳动保护机构或者其他权利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等能够及时介入和干预,并提供优质和高效的服务,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偶然的事情,总有着必然的因素。“为回家让父母告状”戳中了权利保护的软肋,也是权利救济环境不优的真实注脚。针对问题对症下药,让制度和责任真正坚挺起来,才可消解“回家很难”的权利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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