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辽宁省长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辽宁所辖市县在年至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问题。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主动“揭盖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作风,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确保当地经济企稳向好。由此更应该深思的是,全省普遍造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造假的根源,辽宁曾经出现的问题,有可能还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热衷数据造假,很重要的原因是“数字出官”。长期以来,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甚至“唯GDP论英雄”。不够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诱导了一些地方干部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一个造假者得逞,就会让其他竞争者感到不公平,最终就可能导致造假成为普遍现象。要避免一些地方官员再在财政数据上造假,必须改革和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不简单依GDP考干部,不简单唯GDP用干部。目前,多种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广开来。
但是,无论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怎么改,权威数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标准,否则就可能失去客观和公正。以前看重经济数据,今后将更加关注环保数据,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不会偏离工作重心。所以,“数字出官”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数字由谁而出。地方财政数据关系到中央对地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统计部门要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和准确,必须避免一些急于出数字的官员干扰统计工作。而现实是,地方统计部门在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在数据的采集和计算上投地方政府所好,甚至弄虚作假。原本应该由专业人员经过科学计算而得出的财政数据,却成了标准的“官方数据”。
“官出数字”的危害不仅影响上级的判断和决策,还会直接加重群众负担。据地方官员披露,因为前几年财政收入虚增空转,辽宁一些地方的百姓不但没有得到好处,每人还平均多负担了元。除了直接增加群众负担之外,“官出数字”的更大危害是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重创了政府和公信力,使地方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统计数据造假也不是辽宁独有的问题,两年前中央巡视组前往东北多地调查,就发现了数据造假比较普遍的问题。一些地方也在探索统计部门垂直管理的模式,但是从辽宁省内普遍造假的问题可以看出,统计部门的机构改革仅靠地方摸石头是不够的,还应该由更高层级进行制度设计,使得统计部门真正超脱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如果连事关国计民生的统计数据都可以由一些地方官员随意捏造,是不可能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的。
此外,随着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一些官员不仅在财政数据上“动手脚”,还有可能在环保数据的发布上施加不应有的影响力,在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整治上造假。这也需要未雨绸缪,以免类似问题也成为普遍现象。
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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