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民族精神航道的远洋征帆●杨亮

1405年7月11日，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令，在江苏刘家港登上自己的宝船，开始了大明帝国远航海外的超级工程，点燃了15世纪海洋文明的一缕曙光，开启了中华文明涉足海洋世界的先河，把人类文明史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使得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地区和文明逐步走向交流、互动、共荣。站在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交汇点处，郑和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航海家的胆识和勇气，把东方人的智慧、中华文明的博爱种在了风情万种的异域友邦，高高地擎起了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那一叶叶流芳百世的风帆。

如果说一个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境遇抵挡不住荒岛暗礁、暴风漩涡的拍打，那么这个人注定是缺乏超人胆识和勇气的；如果说一个在迢迢万里、海阔茫茫的无边大洋中无法精准定位航线的指挥官，那他注定是缺乏智慧和才能的；如果说一个在普罗国家恩惠、宣扬大国风尚中缺失胸怀和气魄的使臣，那么他注定是不配充当国之栋梁的。而郑和，恰恰是照亮沉沉夜幄的一个智者和英雄。前三次远航，郑和率船队抵达东南亚的占城、爪哇、苏门答腊和南亚的锡兰山、小葛兰、古里等地，第四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到达南亚波斯湾延安的忽鲁谟斯和比刺，第五次和第六次航行，郑和船队从亚丁湾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到达红海沿岸的阿丹、刺撒，第七次郑和远航到达非洲东岸。此时才是公元1433年，而此时，最先开始海上探险的西方国家葡萄牙才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600多年后，郑和立在江苏太仓天妃宫立下的石碑，依然雄峙在如铁的长风中，那镌刻在石头肌理上的文字，依然字字珠玑。

据明朝的《广志铎》一书记载：明初时，国库充盈，当时的白银有700多万两，但是若干年后，也就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国库的库存却低至100多万两。也就说，在郑和下西洋的30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处于世界前列，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明成祖朱棣称帝后，继承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所以说，有怎样的胸襟，就能看到怎样的一个世界。一个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能进行迁都北京、疏浚大运河、编纂《永乐大典》等国家工程的帝王，注定是一个具有非凡眼光和远大抱负的。也正是因为永乐大帝拥有这样的雄才大略，才助推了一个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国家舰队”走出国门，挺进海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试想：如果朱棣和郑和开创的航海事业能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那么中国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的中国格局又将怎样改写？“如果我们再次有了冲击世界的可能，再次有了飞跃崛起的时机，我们该怎么办？”当然历史不可能倒着书写，更不可能沿着后人期待的愿景发展，否则落后就要挨打的血色教训就不会沉淀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一个崛起的“痛点”。所以说，梁启超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今天郑和下西洋留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历史不会终结，文明的冲突依然继续，一个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民族，一个因时而动，奋发有为的国家，是注定要得到各国的承认和欢迎的，而不必“重新申请加入国际大家庭”。

“走出国门需要自信，更需要实力”。与其说郑和七次下西洋搭上了明王朝鼎盛奔涌的大气候，不如说明成祖颁布的一系列造船工业、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国策武装了一个古老帝国的远洋实力。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这样记载：郑和远洋的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28000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但是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 英尺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又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尼娜号”要大一倍。当然，撇开规模巨大这一因素不谈，作为一个远洋船队，在一个没有发动机的时代，郑和竟能带领他的船队七次穿越风暴平安归来，而且抵达万里之遥的彼岸，确实彰显了明王朝中国的“海洋实力”。具体原因有四：一是明朝是一个倾心于造船的朝代，而且永乐年间的造船业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而且这些船只都有着一流的平衡系统，每一只船都有一个水密隔板舱，相当于一个劈开的竹子，一节一节的，即使其中一舱进水，也不影响航行；第二是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家庭出身，而且郑和远洋航行的目的大多以阿拉伯国家居多，所以沟通起来比较方便；第三是郑和的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第四，郑和善于利用季风，每次远航都是两年的时间，他牢牢地掌握着季风的节奏。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航海史中，明王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航海旗舰”！顺着这股东风，郑和完成了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贡献，一个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一种精神对一个时代的彪炳！“要知道，4000年历代王朝，比永乐朝代富强者有的是。但那样气吞四海的巡洋，永乐之前3000年从未有过，永乐之后的500年也再没有。这次壮举，如同鹤立鸡群那样高高地昂立在中华与世界历史上。”

西方“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说，中国把阴阳平衡、尊重智慧、众生平等的理念视为理所当然。而他所说的正是中国人自古所奉行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的义利观。1406年6月，郑和的船队第一次抵达爪哇，就遭到了当地军队的突然袭击，170名水手死于非命。面对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郑和展现了大国的风范和博爱的仁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冲突，既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又兼顾了双边的利益。郑和的船队从不示强，但也不一味的示弱，1407年，从印度返航的郑和，面对狡诈的海盗陈祖义，郑和果断开炮，生擒陈祖义，如今南京静海寺的石碑上依然记录着这场战斗的结局。这就是中国人讲究的“君子义以为上”的儒家规训，先礼而后兵，“不惹事，但也决不怕事”。秉承“协和万邦”的理念，七次远洋航行，郑和宝船上满载的不是黄金、香料、奴隶、鸦片，而是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各种能工巧匠。如今，在荷兰莱瓦顿的博物馆，依然陈列着15世纪初永乐年间的中国瓷器。而这件件漂洋过海的瓷器，也恰恰证明了郑和开辟的航路所到达的国家之远，疆域之广，更证明了郑和的远洋是不附带任何抢劫、杀戮、暴力和血腥的，否则明成祖朱棣在位的22年，不会有“万邦来朝”的盛景。当然，这种优厚赏赐、高价回馈的厚往薄来政策，确实也造成了明王朝的巨大逆差，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的数量。但是与西方国家远洋探险的扩张之旅、殖民之旅相比，郑和的和平之旅、文明之旅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上。

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在1685年这样吹嘘自己：“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得到索法拉到日本的5000里格的广大土地上的一切东西，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占领或不想控制。”一个赤裸裸的殖民话语，一个在人类航海史初期所掀起的血雨腥风，给一切爱好和平和发展的民族带去的伤痕，至今仍雕刻在各民族的耻辱柱上，镌刻在各民族血泪的丰碑上，成为东方记忆的殖民“奇观”。作为世界远洋航行的先驱者，郑和的远洋探险确实把中国人的乃至西方人的视野从陆地拉到了海洋，开启了世界各民族海洋贸易的新征程，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人类文明推进的步伐，同时，对中国来说。这种远洋探险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造船业、瓷器制造业、纺织工业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个民族工业的现代化转型。

如果把郑和远洋放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时空中去展望，那么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的征帆，一个国家的远洋，一个时代的跨越，从来都是福祸相依的命运共同体，郑和是一个远洋航程的英雄，更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和平“布道者”。今天，这种远洋征帆的旗帜更需高高擎起、强劲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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