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规制广场舞的必要与尴尬

聚焦

马涤明

下月开始，新版《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将开始实施，居民在广场跳舞若被认定为扰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近年来，多地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从场地、时间、音量等方面为广场舞立规矩。

（2月22日中新网）

北京将要实施的新版健身条例，正式向包括广场舞在内的健身娱乐活动扰民说“不”。

一部健身条例或可以解决广场舞、甩鞭子等噪声扰民问题，可其他的噪声比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小区房屋超时装修、居民楼下小吃摊吃到半夜等问题，是不是都得要地方单独立个法，才能逐个解决呢？如此一来，地方的立法恐怕难以负重。而事实上，对任何的噪声，管理上都不缺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的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58条也规定，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区域使用高音喇叭，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北京市健身条例中关于“扰民将受到治安处罚”的规定，实际上是以上述法律为依据的。

广场舞扰民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治理，首先不是因为缺少法律，而是执法不到位。这与某些执法思维有关，因为广场舞被赋予了不少“高大上”的符号，执法者认为“动硬的”不近情理。这种情况下，以地方法规立规矩，也是一种表态。这种地方态度下，执法者和健身参与者都会重新审视扰民违法这个问题。那么，关于健身禁噪的地方立法，即便有叠床架屋的问题，却也是有必要的。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现有国家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就合理。社会治理不缺法律的情况下，地方再立法却被寄予厚望，从法制语境上说并不正常，实际上又陷入了国家制度需要地方文件开道那种套路。这种问题需要继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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