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怎样从天桥走进中南海的

1949年夏末的一天，北京市文委通知相声演员侯宝林到一个地方去演出，但没有告诉他具体地点。晚上有汽车来接侯宝林，等到汽车停稳后，侯宝林才发现，原来是在东交民巷一个大宅院里。更让侯宝林惊讶的是，观众竟然是毛泽东。这是侯宝林第一次为毛泽东说相声，那天晚上他说的是最拿手的《戏剧杂谈》。

侯宝林不曾想到，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不仅仅是他的演艺生涯发生了改变，相声作为一门来自民间的草根艺术，也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轨道。

以前相声在哪里说？在老北京的天桥。拿侯宝林的话来讲就是：“天桥这场子历史悠久，凡是从这块地上出来的相声艺人，人们都看作是正统。”说相声的没有锣鼓，就手拿竹板先唱上一段吸引观众：“福字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像玉屏。”他们时不时还会制造“噱头”来吸引观众——人们眼看着两人从巷子里追打出来了，于是一群人就跟在后面看“打架”。打着打着，两人一看，围观的人已经足够多了，立刻停止扭打，说起相声来。

侯宝林12岁就在天桥拜师学艺。那时他和所有的街头艺人一样，说相声纯粹都是为了活命。可这种活法并不容易，侯宝林常常穷得连床棉被都租不起。直到1940年，侯宝林去了天津并走红,生活才有所转机。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伤兵和地痞从侯宝林的演出场所消失，多了“穿灰制服的干部”。新社会需要的是新相声，如何把旧的文艺人员转化为新中国的建设力量成为新政权的工作重心之一。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在中南海召开。侯宝林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前在天桥说评书的连阔如也受邀成为会议的正式代表。连阔如在大会上说了一段他新编的《夜渡乌江》，有人记下当时的场景：“他配合着表述，还模拟了红军英雄人物与狂风巨浪搏击的动作，给人以神定气足、火爆有力、酣畅淋漓的感受。他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

周恩来非常欣赏这段新评书，他说：“可见曲艺是一支轻骑尖兵，你们每个文艺团体的同志都要向曲艺界的同志们学习。”一个造就“人民艺术家”的时代到来了。

参加了文代会，又给毛泽东说过相声的侯宝林觉得相声是可以“为新中国服务”的。于是在1950年初，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侯宝林写了一段名为《婚姻与迷信》的相声；之后，为配合政府取缔“一贯道”，他与人合作写了相声《一贯道》。这些作品都获得了肯定，当侯宝林得知毛泽东认为他“用简短的语言讲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时，备受鼓舞。

不但如此，侯宝林还与孙玉奎、罗寿荣、刘德智等十几人一起作为发起人，向北京市政府文艺处提出申请，在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在“新相声”渐渐脱胎的同时，老天桥正起着新变化。新政府填平了那里的龙须沟，整修了贫民区，并在那里建设新马路和新剧场。伴随着相声的自我改造，原来活跃在天桥的曲艺、杂技等艺人都纷纷成立国营或集体的文艺团体，喧闹的天桥逐渐变得安静起来。

相声改进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在改造的热潮过后，相声再次遇上新问题。一些老听众开始觉得，改造后的相声“不招笑”，因为虽然不乏像《昨天》、《婚姻与迷信》、《妙手成患》、《买猴儿》、《开会迷》等优秀之作，但不少作品过于死板，缺乏喜剧性和幽默感。

不过，毕竟是新时代给予了相声以前未所有的上升机遇。中南海是侯宝林常去的地方。自从在1949年夏末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后，毛泽东就喜欢上了听相声。在中南海的晚会里，侯宝林的相声是“有点儿特殊”的，不管是歌曲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要加上侯宝林的一段相声。 何书彬 据人民网

图：相声大师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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